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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蔡元培见状，伤心得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胡适仰天长啸：“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无望，难道只能走孙文造反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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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为老友罗文干鸣不平——那是有着一颗正直而高贵灵魂的文人，却让污浊的政治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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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真的伤心了，12月17日，向北京大学请假一年，离校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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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已看到，以胡适个人为典型代表的政治妊娠至流产悲剧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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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出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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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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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1923）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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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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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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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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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1923），1月7日，胡适住在医院里。病房的窗台上，摆着一束北京冬天少见的鲜花，与窗外阴云密布的灰色天空，形成极大的反差（查鲁迅当日的日记，“七日昙”即阴天），却没影响他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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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前几天很郁闷，自打北洋军阀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后，不知怎么坊间便盛传他闻讯即跑到天津的租界里。今天好了，《努力周刊》发表了他写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一文，算是对谣言的一个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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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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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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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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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因一则消息触犯当局，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逮捕入狱。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6日，五十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张绍曾总理：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根据何项法律？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违法行为？张绍曾置之不理。遂再度引起公愤，先是外国驻京记者开会声援中国通讯社；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讨非法逮捕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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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收敛，当然，文化界和新闻界为争言论自由的努力也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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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1月中旬，蔡元培为李四光主持了婚礼，高朋满座，甚是热闹。就在此时，胡适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让他吃了一惊。邵飘萍告诉胡适：罗文干一案，又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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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由邵飘萍做东，在东华饭店请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熟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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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地方检察厅认为罗文干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宣布释放他。但这一决定立即遭到曹锟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要求推翻释放罗文干之决定，重新审理。吴景濂、张伯烈也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总理张绍曾重再逮捕罗文干送交法院。但国务会议讨论时，又找不到有罪之依据，遂陷入僵局。正在此时，一个文人跳将出来，出了个由国务院代表公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文干再行侦查的主意，给张绍曾解了围，于是由他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令，将刚刚回家的罗文干再度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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