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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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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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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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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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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都面对一群年轻人的隔膜，悲哀自然难免，但把无知、偏激、轻狂的年轻人也当成敌人，未免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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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悲哀，诗人离开了北京，继续去各地漂泊，到了巴黎。周作人在是年4月21日《晨报副刊》上以《再送爱罗先珂君》为其送行。一年后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又写蛤蟆在雨后的院中出现的情景。关于周作人家的蛤蟆，还有一段小插曲。钱玄同与周作人交好，一日到周宅做客，酒后留言苦雨斋。是夜入室的蛤蟆弄醒钱玄同，胆小的钱竟害怕得高呼救命。周作人见状，写诗取笑曰“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自此始，钱玄同又多了一个“蛤蟆”的绰号，博文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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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曾把爱罗先珂引到周家的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从巴黎屡有来信，他穷困潦倒，连三四十个法郎都没有。信中还说，爱罗先珂曾托周作人向北京大学求援，不知办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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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告诉周作人，“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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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证明周氏兄弟也曾伸出援手接济过他们视为友人的盲诗人。那时住在八道湾大宅院的周氏兄弟，是有能力帮助爱罗先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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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周氏兄弟的文章中看，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大院里，与周氏兄弟关系一直融洽，那为什么爱罗先珂遇到困难时，不向周氏兄弟求援，甚至分手后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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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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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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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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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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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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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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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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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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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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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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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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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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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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