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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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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这封信，周作人是失望的，是怅然的，是委屈的，是痛苦的。因“我昨日才知道”一句，隐去了兄弟失和的真相，而鲁迅也无意挑明是非曲直。这给我们了解兄弟失和的真相，闸了一道铁幕，也如同那夜的一场大雨，掩盖了兄弟二人心中的狂风暴雨，让一切都变得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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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鲁迅就只能搬出八道湾。8月2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当天的日记也有：“下午，L（鲁迅）夫妇移住砖塔胡同。”兄弟二人的分手，很平静。到了1924年6月11日，在平静和沉默中度过了十个月后，兄弟间的矛盾终于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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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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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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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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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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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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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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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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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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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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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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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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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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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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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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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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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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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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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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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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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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