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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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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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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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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中国新学术的开创者”（周传儒语）王国维，得到已跃上文化坫坛盟主的胡适重视。胡适在其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得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包括钱玄同、顾颉刚等）。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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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尽管将王国维清楚地归入“旧氏学者”，但充分肯定他认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并且第一个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当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王国维仍未跳出中国旧学窠臼。因此，胡适在对王国维深为钦仰和赞赏的同时，对其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与缺陷不忘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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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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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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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后来，在《水经注》问题上，胡适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其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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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研究胡适与王国维的关系，不难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视胡适为学术上可以讨论切磋的同道，又有些权威的味道。王国维曾经常向胡适请教。比如，他曾求教胡适：《薛家将》里薛丁山杀父，樊梨花也杀父，其间“有没有特别意义”？及戴东原（震）的哲学“及身而学”、西洋的文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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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向他请教，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认为，此事不必太过悲观，“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他深信西洋文明自身有调整与制约能力。胡适告诉王国维：“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着西洋人向这条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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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日记中，还记述了胡适与王国维讨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问题，颇为新鲜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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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问：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为拍一部电影，动辄费金几百万美元，用地也千余亩，这种奢靡的做法有何道理？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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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答：美国拍一部电影，耗去这么多资本、人力、物力、时间，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花去几个月的精力、时间、工夫，翻寻无数典籍一样，“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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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胡适的回答，深以为然。对胡适显露出的一种精神文化指导者的深谋远虑与师表气象，深为折服。当时，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家，在学术学料上研究成绩有不少超过胡适的，但在精神资源的利用与发挥上无人能与胡适比肩，在思想精神领域的指导与指引，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趋向，以及好为人师、善为人师、学人仰之弥高而心悦诚服一点上看，胡适的领袖盟主地位更是无可争辩的了（胡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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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载：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将改为大学，曹云祥校长特请胡适为清华大学设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制蓝图。胡适应允后，参照中国两宋书院和英美大学院的建制来了个中西合璧。遂定学制规模，设专题科目，选专家导师、购置图书等，后将规划草案交曹云祥参考。曹当即恳请胡适担当该院的研究导师，胡适忙推辞，对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随后便建议曹“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并力荐王国维担任院长一职。后来，胡适又推荐刚回国的陈寅恪、赵元任入清华研究院。1925年，王国维与北京大学不欢而散后，到清华大学任教，就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三泰斗，名噪学界。王国维培养和影响下的弟子门生，如桃李遍及中国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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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1927年初，康有为客死青岛不久，冯玉祥之国民军开驻河南郑州，阎锡山晋绥军易帜后，与张作霖奉军交战，河北一带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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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各种消息纷纷传播掩盖了往日琅琅书声。此刻的王国维貌似平静如水，仍如平日“雍容”“淡雅”地与人相处，但面对动乱时局他“内向苦闷，无人可商可告，独自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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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罗振玉携家眷买舟东渡日本，梁启超也以养病为由躲进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在京与王国维往来的人就更少了，独与研究院主任吴宓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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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陕西泾阳人，留美时，与汤用彤、陈寅恪因学问超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那年，正是他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去请王国维的。进到王家，身为主任的吴宓竟恭敬地给王国维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被他的诚意感动。王国维到校就任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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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晨，王国维找到吴宓，说有事外出，须借用大洋五元。拿到钱后，王国维即出校门，在校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西向颐和园而去。直到下午，其家人遍寻不得，找到吴宓时，吴只知其借钱而不知所去。吴急忙找人四处寻觅，从一车夫处得知，他早晨曾拉一位长衫长者去颐和园，众人赶忙急去颐和园，细心寻找仍未找到，幸在长廊处找到一管理员，告曰：一长者在排云殿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后也不知所踪。众人到轩字走廊，只见烟蒂一地，却不见了人影，众人又雇船下水寻找，果然在附近水域发现了王国维的尸体。众人见状，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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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王国维投湖自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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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死后，家人发现了他投湖前一日写下的遗书。是留给儿子王贞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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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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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中的陈、吴，系指好友陈寅恪、吴宓。后读此遗书，对其死因有种种揣忖和不同解释。至今宿草经荒，墓木成拱，众人猜测或推论，各持一隅。八十七年过后，王国维的死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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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好友去世后，写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事件、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事件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此论虽有些超然，但又最为接近真相，两位大师陈之于王，风谊平生师友间，彼此都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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