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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主义”“成仁主义”，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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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跳出来，攻击杨贤江“语无伦次，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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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上的“沉渣泛起”，陈独秀即奋起反击。1924年2月1日，他在《前锋》上写了著名的文章《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在驳斥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再次指出，梁启超等人“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并尖锐地批判梁启超等守旧派的言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是“要拉国人向幽谷走，其祸害远过吴佩孚、曹锟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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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中保守思想界、文化界的“老少人妖”的复旧势态，胡适毫不含糊地采取鲜明的态度，予以还击。翌年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学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后又到武昌大学讲演《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怎么样思想》（载《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反击复旧派。而胡适在后来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实际上是一篇向思想界旧势力挑战的公开的总答复，在此深刻阐述了进步的思想界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和应该采取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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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另一篇“未刊手稿”《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与陈独秀类似的与中国传统旧文化旧思想背反的八条。说明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为墓底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极端不适应。批评中国旧文化，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服从自然，听天由命”“以不争不辩为最高”“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处知足，随遇苟安”“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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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从去年与鲁迅失和始，沉湎于怀旧情思之中。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与艺术时，终于在中国“几千年的旧文明”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写作也从凌厉的杂文转向清冷简洁的散文，《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小品文，以叙事、抒情为主，形成了周作人独特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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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五四”的老战士，周作人在领略闲情逸致时，并未放弃其社会责任。1924年2月24日，周作人以荆生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复旧倾向之加甚》一文，提醒人们，警惕复旧倾向正在社会各方面蔓延。接着一连在《晨报副刊》发表《予欲无言》《诗人的文化观》《学校的纲常》《国学院之不通》《论荒谬思想并不加多》等犀利的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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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予欲无言》一文中，大声责问：“孔教的气势日盛亦盛了，反对的方面怎样？《新青年》的老英雄哪里去啦？非宗教同盟的英雄哪里去啦……我在寒假里，写了十二篇的杂感，‘臣力尽矣’！而奇怪事层出不穷，真令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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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间，有一种英雄独挡逆流的自豪，又有对过去战友临阵脱逃的责问，周作人的英雄主义，有他个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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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直接投入这场反复旧的斗争中。他写的小说《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控诉；他创作的小说《在酒楼上》呈现的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彷徨、颠簸及颓废的生存状态。而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有些曲折隐晦之处，较多地流露出空虚和寂寞的情绪。鲁迅将之比喻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准确地说，这正是鲁迅处于反抗绝望的心灵炼狱里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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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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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提及的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后，其对欧洲大战后的评述，让国内的文化保守派学者，更加对西洋近代科学文明产生怀疑和厌倦。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集体吹捧东方文明之风，迷惑了不少人。再加上国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加入了崇拜东方文明的鼓噪合唱，鼓吹东方文明即中国的旧文化才是正宗。特别是印度作家、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到处演说，吹捧“东洋文明，最为健全”，公然批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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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24年4月10日《申报》发表的“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记载，泰戈尔甫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西亚固有文化之复活。”又说“太西方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云云，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欧战而破产，其论调与梁启超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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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期间，正逢梁启超64岁生日，北京共同学社特意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主持者胡适。祝寿中还安排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由寿星梁启超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震旦”。梁启超称泰戈尔的名字“罗宾德罗纳特”，即有“太阳”“雷”之间，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用中文译为“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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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说，中国称古印度为“天竺”，古印度称中国曰“震旦”。“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全场为梁启超的博学而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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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听了中国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梁启超的精彩解释，高兴地接受了“震旦”这个中国名字，且收下祝寿会赠予的刻有“竺震旦”的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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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感受到中国文人待客的热情和优雅，当然，不久他更领略到中国进步文人对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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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于4月12日来华演讲的。早就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浮泛说教的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前，与一群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梵刹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了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徐志摩听到了诗哲的召唤，诗情涌动，当晚写成了一首磅礴的赞美诗，作为泰戈尔访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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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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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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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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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路讲演并担任口译，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就在郭沫若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月华下重回到纯真童年时，泰戈尔一行到达了上海。年轻的茅盾却在这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泰戈尔崇拜者，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迷惑。茅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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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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