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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于4月12日来华演讲的。早就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浮泛说教的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前，与一群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梵刹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了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徐志摩听到了诗哲的召唤，诗情涌动，当晚写成了一首磅礴的赞美诗，作为泰戈尔访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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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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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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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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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路讲演并担任口译，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就在郭沫若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月华下重回到纯真童年时，泰戈尔一行到达了上海。年轻的茅盾却在这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泰戈尔崇拜者，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迷惑。茅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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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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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茅盾，“老英雄”陈独秀对泰戈尔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文章题目“泰戈尔是什么东西”就态度鲜明，言辞尖利，锋芒毕露，直截了当批判起泰戈尔来。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并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森林丛中的大象。接着，正在全力发动工农运动的陈独秀又在1924年4月1日《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上，发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奉劝他“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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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似从梦中惊醒，也写文章抨击泰戈尔了。他讽刺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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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学生们，授受了这些思想后，当泰戈尔和徐志摩再到一个地方，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崇拜、鲜花和欢呼声，而是发传单四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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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想见，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最后扫视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时，心里一定为未能拯救这里的麻木灵魂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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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感到了悲哀。肮脏的政治与这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封英国爵士的诗人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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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写了一首长诗，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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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礡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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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诗发表后，震惊了中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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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之家，早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开始接触“新学”，后又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又于1920年由美转英国，翌年入剑桥大学学经济专业，开始写诗。1922年秋归国，从事译著活动，创作诗歌、散文，偶尔也写小说，其作品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等报刊。又在新月、中华、大东等书店做过编辑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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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诗歌真正被人重视，始自1924年5月写的《沙扬娜拉》，此诗以甜美忧愁的笔调咏唱爱情，与1928年11月创作的《再别康桥》相映生辉。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自费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的是他1922年至1924年创作的诗歌。带着在国外曾被五四运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又怀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徐志摩，他的诗情是积极的，是与时代共脉搏的。《志摩的诗》不只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爱情的咏叹，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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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0世纪20年代最为走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身边总会有一群年轻文人陪伴。在杭州，他的出现已使当地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诗人汪静之黯然无光。在杭州和常州名胜景区，总能见到徐志摩与文友郊游和饮宴。瞿秋白也会不时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这群年轻文人的聚会。瞿秋白与徐志摩相识，是因为瞿秋白的叔叔瞿菊农早已是徐志摩的挚友。瞿秋白与徐志摩的思想观念并不相同，是文学搭建的桥梁让他们友好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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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深秋西子湖畔，桂花盛开，暗香袭人。在杭州休养的胡适写信邀徐志摩到他客居的烟霞洞赏月。正穷追林徽因而与结发妻闹离婚的徐志摩从上海赶到杭州。赏月之后，他又拉胡适去自己家乡海宁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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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再返杭州后，友人请他在西子湖畔吃午饭，饭后诗友们热烈地讨论起斐德《诗论》。瞿秋白静静地倾听诸人的议论。他苍白病态的脸庞引起徐志摩的关注。他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艰苦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而瞿秋白也凝视这群小布尔乔亚，他们沉浸在充满虚幻的诗境里或迷醉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的伤感中而脱离现实的生活。他们把西湖美景当成残酷生活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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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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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泰戈尔访华而闹得火星四溅的1924年，也是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大兴“文字狱”颇为猖狂的岁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概括得很是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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