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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消息与常春霖的信是一致的。刘半农是直截了当地署名夏，于6月17日和2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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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胡适勇敢地站出来抗争，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三天前他写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公开质疑并抗议北洋政府的禁书行径。当局不敢正面回应，但禁书却一直在秘密进行。后来连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也成了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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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动新文化运动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权的军阀反动当局的镇压；一方面是尚未觉醒的民众实行的“愚民的专制”。同时还要面对双重痛苦：手无寸铁、没有权势的文化既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又遭愚民舆论的多数力量的限制自由。对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现实的忧虑，也包含着对将来的隐忧。这两方面“都涉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特质的历史估价”（钱理群）。思想启蒙，首先要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舍此，何谈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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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谈虎集·重来》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启蒙对象不觉醒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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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又从6月25日《晨报副刊》上，见到胡适与钱玄同的通信，其中透露除了禁书之外，北洋政府还要“定期焚书”。周作人感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阴影再次渐渐逼近。一个月后，他写了《问星处的预言》一文，肯定自己的书“将被列入‘黑表’”。同时强调：“取缔思想”的不仅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泰）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有实权在手，大约太（泰）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他还预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周作人认为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谈虎集·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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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里悲观地说，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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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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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观的话，从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叱咤风云的骁将笔下流出，让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沉睡的人们”的坚壁前的孤独和无助。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文章里，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将投枪对准反动的军阀当局和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将悲悯的情怀给予饱受苦难的大众。周作人对启蒙对象不觉醒的清醒认识，让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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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和痛的反思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一位姓杨的教授爱恋其女弟子，写了一封示爱的书信，投送给这位女大学生。孰料该女大学生竟将求爱信公之于众。一时间北大校园乃至社会引起“公愤”，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给乏味的生活注入些生气。于是，有人“在便所里写启事”，有人“张贴黄榜，发檄文”，热热闹闹地把这一纯属私人之事渲染成社会丑闻，成为“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甚至一些文化人居然将正当、正常的求爱举动，“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士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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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由此记起两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关于《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那场激烈的争论，钱玄同在给自己的信中，也曾说《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的气概”。历史的重演，让他更觉得“社会制裁”的流弊的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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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无奈地环顾没有了“蔷薇色”的现实，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逃避现实享受人生的道路，慢慢地卸下五四时期披挂起来的战士的战袍和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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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同时，9月3日京师警察堂而皇之强硬地发出布告宣称：“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正是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首先一网打尽《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民报》《杭州报》等十几家报纸，不仅查封了浙江报刊，连上海设有杭州分馆的《申报》《新闻报》《商报》等也都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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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封报馆，反动军阀的丑行，成为这一年言论史上真实而残酷的一幕。但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却有《语丝》和《现代评论》两种不同风格的期刊从黑暗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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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记载，“语丝社以1924年1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和撰稿者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川岛、冯文炳、许钦文、林语堂等人”。其实，《语丝》的主要成员并没有鲁迅。鲁迅只是撰稿人之一。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后，素无来往，由周作人担任写发刊词的《语丝》，怎么会有鲁迅参与其事？查鲁迅的书信、日记，也没有鲁迅加入语丝社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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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有明确的、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周作人为《语丝》撰写的发刊词，已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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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恳……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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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主要成员林语堂又补充说：“所以我们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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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的发刊词充满了周作人的个人色彩。在《语丝》上他写了大量文章，甚或说《语丝》是他的舆论阵地，这年年底周作人与胡适的论战，有分量的文章尽在《语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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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语丝》的成员是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为班底的话，1924年12月2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其主要撰稿人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如胡适、高一涵、陈源、王世杰等人。《现代评论》最早是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其创刊号的启事极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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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语丝》《现代评论》是在北洋政府绞杀言论自由的恐怖中诞生的。两刊的发刊词，都有《新青年》余韵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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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其《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将《语丝》和《现代评论》做了比较，他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唐弢们在追述这段历史时故意贬低《现代评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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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学史家多年的追根溯源之后，曹聚仁的意见更接近真实。《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有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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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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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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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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