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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连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都与之通信，英国作家毛姆小心登门拜访，在柏林获博士学位，其作品进入德国大学教材的世界名流辜鸿铭，在日本进行了五场重要的演说，其标题分别是“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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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访日期间，以其在欧洲治学多年的深谙西方文化之大学者身份，全力抨击、鄙夷西方文化的同时，还特别阐述了中日文化的渊源和亲密，并口出奇言地解释中日之间的敌视，实际上是“同胞兄弟正在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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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的是发生在10月有关文人的小花絮。实际上1924年10月的民国，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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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作霖挑起了这场战争。自第一次直奉战争被打败后，他就一直在关外厉兵秣马，妄图问鼎中原。9月15日，他亲率六路大军，以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为由，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急电召吴佩孚进京，并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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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连夜乘火车呼啸驰京，下令对卢永祥、张作霖分头出击，开始了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奉军有二十五万虎狼之师与玉帅吴佩孚率领的二十万雄兵交战，又各投入海军空军，杀得天昏地暗，其背后自然有外国列强势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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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料到，双方酣战之际，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突然回师北京，于10月22日发动了再次让全国震惊的“北京政变”。是年2月15日傍晚，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殴打外国巡警之举，已让沉闷的古城北京，震惊了一阵子。那晚，冯玉祥应邀到美国大使馆赴宴，车队行至东交民巷，被外国巡警拦截，他们指责冯玉祥的座车车灯开得太大，车左右又拥以卫队，有违该区警规。冯玉祥被外警傲慢的态度激怒，遂下车亲自动手打了外警，又令卫队痛殴之，外警逃去，冯玉祥泰然登车赴宴。到了19日，在外国公使团对此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之时，冯玉祥竟在北京南苑举行盛大婚礼，热热闹闹地迎娶了原配夫人去世后的第二位新娘李德全。李德全于1949年前后成为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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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前线第三总司令，离开北京开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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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再度开进北京，冯玉祥自有别样的豪情：宣布成立“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囚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得知此讯之时，大势已去。当接到曹锟宣布停止战争和免去他的职务的电令时，即刻逃到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不料吴佩孚的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不堪一击，只好退回天津，不久冯玉祥处死财政部长，解散“猪仔议会”。推黄郛代行国务问题，组成摄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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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关于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的争议又搅得北京纷纷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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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冯玉祥的旨意，摄政内阁11月5日通过修正袁世凯关于清逊帝位后优待之条件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每年补助皇室五十万元并支持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皇宫一切公产归国民政府所有。当天摄政内阁派鹿钟麟等进宫宣布：废除帝号，没收清宫，立即逐溥仪小朝廷出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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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立刻召集最后御前会议，决定遣散太监宫女，自己携后妃移居溥仪生父载沣的醇王府。随后冯玉祥派吴稚晖等组织“保管委员会”，全面接收皇宫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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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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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钟麟）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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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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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要的东西分乘五辆汽车迁出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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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全面接收皇宫之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胡适在当晚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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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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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二）清故宫物应由民国正式接受，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赡养之资——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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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封信在9日的《晨报》发表后，反响很大，一时中外媒体竟相刊载。庄士敦极为赞赏胡适的观点，给胡适回信道：“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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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时报》赞成胡适的意见，也称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华民国史上令人厌嫌的一页”。《华北先驱报》刊登唐绍仪（曾参加当年皇帝退位和草拟条例的谈判）的访谈录。唐氏说：“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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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周围的朋友和北大同事，几乎没有人支持胡适。连他的好朋友周作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他。于是有了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周作人当即致信胡适，“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作人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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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信给周作人表示，他与周作人等朋友别无其他异议，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绅士的行为，还是采取强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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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争论之时，北大的李书华、李宗侗也明确表态，反对胡适的观点。他们联名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很钦佩的，但是你对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清室帝号与中华民国招牌取舍的大是大非，而不在手段强暴、欺人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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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日本的《顺天时报》也浑水摸鱼地散布“中国‘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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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派军阀内部政治妥协与实力较量，1924年11月22日、23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进入北京，黄郛摄政内阁随之瓦解。段祺瑞当上北京政府的总执政，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段氏曾认为冯玉祥驱溥仪之举很“有些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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