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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被杀害中国人的枪声惊醒。我们在1925年6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读到了他写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文章对“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十分愤慨。“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这证明周作人也已站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始终没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而充满理性精神地提出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打倒一切外国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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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共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中国作家们，在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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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郑振铎之间，关于“雪耻与御侮”的论争，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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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等文，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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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文学周刊》一八〇期，发表《杂谭》《答平伯君》等文，则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并批评俞平伯的“必先自雪其耻”，必将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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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等人显然支持俞平伯“自雪其耻”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过别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主义。”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他引用当时一家报纸的社论：“民力论者，专重国民实力”，国家终亦将强。周氏兄弟失和，不影响他们站在同一战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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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俞平伯与郑振铎的争论是在政治层面，那么几个月前刘半农与钱玄同开展的“国粹”与“欧化”的争论，则是“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选择的深入和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是在1925年3月因周作人之《致溥仪君书》引起。周作人再次在此文中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主张。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立即写信表示赞同，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于《语丝》1925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持不同意见，主张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要反抗，又要“排斥”“国故”。几年前，鲁迅曾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又据钱玄同回忆，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鲁迅在补树书屋对他说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钱玄同回忆的详略，已无从考实，但基本符合那时鲁迅“反复古”的精神。那里“复古”的呼声与张勋复辟甚嚣尘上，帮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了“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类过激之论。如今钱刘之“国粹”与“欧化”之争，应视为是那时“复古”和“反复古”争论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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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反对“国粹”，重申他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钱玄同在《语丝》二十三期上写的《回语堂的信》中，进一步诠释了这一主张：“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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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虽无胜负，但对以后的争论，开了一个好头。到了1925年12月，周作人一篇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文章，抓住“语言”问题，反思新文学革命，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叫《国语文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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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周作人认为“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要是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方法上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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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可视作周作人对“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独具匠心的一种解读和总结。是耶，非耶？直到现在，仍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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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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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望民国十四年的文化星空，在激昂的论辩声中，我们看到清流的灵魂在夜空中争相辉映，或流星般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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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已成明日黄花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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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西樵人，广东南海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又是保皇派首领，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工部主事。他自1888年起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建议变法图强，甲午战争次年他联合赴京会试举人一千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戊戌（1898）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曾参与张勋复辟，70岁客死于青岛。其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文直抒己见，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主要著作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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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沧海浮槎也好，其推求救国也罢，甚或守望仁爱等，皆已成为过去，时光已至民国十四年（1925），即乙丑年。康有为68岁。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这年自青岛“返沪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离康有为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住宅游存庐很近。康有为听到了枪声和呼号，他的《京师强学会序》之“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句，已表明他的内心已预感到革命风暴的临近。保守的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但为了给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与各派军阀频于联络交流。但其爱国之心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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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康有为离开反帝斗争激烈的上海，携家带口赴青岛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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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个大家庭，有五个年龄不同的妻妾，六个闺中待嫁的女儿，两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外加三十个男仆。为了维持这个大家庭，康有为只好出卖自己的墨迹，偶尔也售些古书和字画，有时不得不典卖杭州、上海、青岛的房产，有时卖掉江西农村的私田。总之，这些足够他过上当时算得上奢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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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到青岛后，“家人相聚，娱侍承欢，诚有乐叙天伦之感”。享乐之余，自然不会忘记社会时局，6月10日，康有为在《与吴佩孚书》中，有“而今北风变幻，沪乱伊始，粤乱如麻，川陕沸腾，坐视中国至危，生民更苦，颠连呻吟之声腾天遍地”语。12月11日再《致吴偑孚电》，称“南蒋、北冯皆俄将”，“俄人以赤化戕其民数千万，夺民之产为赤军所有，饰曰共产，遂欲推行于全球”。“今外蒙库伦、唐努山、乌梁海与吾粤，已归俄联属矣”。康有为还提出“凡中国人唯有结大同盟以反夺产，名曰‘保华拒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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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流涕以道，泣血而陈”，反对苏俄侵我国土，有爱国主义的赤诚。在英日人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中，康有为对苏俄侵土掠地的警惧，很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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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晚年，对政事已近绝望，而乐于“日事出游”，流连于青山绿水间。并常在绝佳风景处买地造屋。而造屋必造园，所建别墅，皆有亭有径，有木有花，有湖有榭。大凡新屋新园建好，必呼旧朋，宴文友，时为当时文坛一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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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康有为在杭州购得山地30亩，四年后的1921年底，入住新居，名曰人天庐，后又名一天园。临西湖而居与山水为伴，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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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湖波亦半岛，百株桃树又鱼舟。蓬莱婀娜宜忘世，湖水涟漪渺隔洲。夹路荷塘白烟影，小亭篁竹绿云秋。花开花落春何意，避地避人天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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