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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是在刘海粟的带领下，拜见康有为的。胡适到上海，对刘海粟说，“我想见康先生。”刘海粟告知老师，老师很高兴，准备设宴，请天下人人皆知的胡适博士。那天刘海粟陪同胡适到愚园路康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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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清重臣，因“公车上书”名满中国；一留美博士，以《文学改良刍议》，天下皆知。两个历史重要人物，第一次相见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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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迎胡适进客厅时，言道：“你是胡适先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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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忙道：“不敢，久仰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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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落座后，康有为说：“久仰你大名，对青年后学要负责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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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真诚地说：“适之是晚辈，学识浅陋，老先生要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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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见面后，两位历史名人彼此惺惺相惜，也是常理。康有为评价胡适说：“他成名早，不浮躁，能做成大学问”，“还是大才”。胡适则这样赞扬老前辈：“‘出言惊四座，胸中垒块高’，此老博学，平生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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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言征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见到两位新旧文人间的相互尊重。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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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访康有为时，康有为告之：“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证明老人对旧传统文化的坚守之心，并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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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康、胡诸人的评价颇有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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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曰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人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行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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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的论断，独具慧眼，说得极是。简单粗暴地否定康有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无异于否定一段中国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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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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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三条一间叫作“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微昂着清冷的脸，默默地吸烟，暗淡的油灯下，摆着教育部的免职文书。透过大玻璃窗，有两株枣树直刺闷热的夜星。在青烟袅袅中，曾被许广平称为“师爷”的鲁迅，正在心头酝酿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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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8月13日日记，见记有：“昙，午赴中央公园今雨轩之猛进社午餐。午后赴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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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进社，是年3月创办于北京的文艺社团，主要成员有许炳昶等，出版过《猛进周刊》。在女师大的学潮中，他们与鲁迅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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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会，全称为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1日该校校长鉴于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宣布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8月5日，已搬到宗帽胡同的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周氏兄弟支持下，召开大会，决议敦请本校教师和社会名流与学生一起组建校务维持会。鲁迅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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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8月7日记载：“晴，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8日日记又载：“昙，午雨，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8月10日其日记仍有：“昙……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接下来的11日、12日都在鲁迅日记中分别见有“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下午往维持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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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月14日，鲁迅日记曰：“晴，我之免职令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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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这一天，章士钊拟具章程八条，呈请成立国立编译馆。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但让世人了解了这位教育总长并不是只阻止学潮的庸碌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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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日至13日，鲁迅除参加社会活动，“同寿山、季市往公园”“往留黎厂”、去北大取工资之外，几乎每天都参加维持会活动，章士钊岂肯放过这位已能呼风唤雨与自己对着干的老相识？8月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罢免自己部下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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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鲁迅写《答KS君》，发在他主编的《莽原》周刊上。KS君何人不详。《莽原》是于1925年10月创刊的周刊，是由莽原文学社主办的，由鲁迅编辑。鲁迅早在1925年4月21日，亲拟广告，发表于《京报》广告栏，曰：“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在，望彼将来。”《莽原》比《语丝》更激烈，与青年学生运动有密切联系。《答KS君》说章士钊免我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表明被免职，鲁迅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让人们不要“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文章不仅攻击章士钊“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恶”，还说他“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剽窃），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砾一样”。并举出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从悦之亦无是理”句，“陋弱可哂”。谈到章士钊办的《甲寅周刊》提倡的复古运动，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该是争的终点，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看得出来，在人品、学识上，鲁迅是极看不起章士钊的，鲁迅与章士钊的争论也远远超越了对学潮的分歧，乃是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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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罗素和泰戈尔不同，他一直在揭露古老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鲁迅认为罗素太容易上当，比如罗素在西湖畔看到轿夫含笑，便大加赞美起中国人来。鲁迅也不赞同梁漱溟那样顽固而虔诚地守望着东方文化。鲁迅表示此番要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不是要夺回佥事一职，他早就厌倦了这个官身，本该早被免职了的，“但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鲁迅觉得自己在为捍卫正义公正而诉诸法律，也是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所以“在平政院投了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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