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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鲁迅写《答KS君》，发在他主编的《莽原》周刊上。KS君何人不详。《莽原》是于1925年10月创刊的周刊，是由莽原文学社主办的，由鲁迅编辑。鲁迅早在1925年4月21日，亲拟广告，发表于《京报》广告栏，曰：“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在，望彼将来。”《莽原》比《语丝》更激烈，与青年学生运动有密切联系。《答KS君》说章士钊免我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表明被免职，鲁迅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让人们不要“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文章不仅攻击章士钊“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恶”，还说他“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剽窃），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砾一样”。并举出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从悦之亦无是理”句，“陋弱可哂”。谈到章士钊办的《甲寅周刊》提倡的复古运动，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该是争的终点，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看得出来，在人品、学识上，鲁迅是极看不起章士钊的，鲁迅与章士钊的争论也远远超越了对学潮的分歧，乃是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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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罗素和泰戈尔不同，他一直在揭露古老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鲁迅认为罗素太容易上当，比如罗素在西湖畔看到轿夫含笑，便大加赞美起中国人来。鲁迅也不赞同梁漱溟那样顽固而虔诚地守望着东方文化。鲁迅表示此番要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不是要夺回佥事一职，他早就厌倦了这个官身，本该早被免职了的，“但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鲁迅觉得自己在为捍卫正义公正而诉诸法律，也是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所以“在平政院投了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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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8月31日的日记上说：“晴，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平政院，民国时政府处理行政诉讼的机构。鲁迅是8月22日向平政院起诉章士钊非法免去其教育部佥事一职的。10月13日，章士钊答辩书副本，由平政院送鲁迅。最终，鲁迅打赢了这场官司。章士钊虽深谙法律，但他在8月12日呈报段祺瑞的呈文，所罗列鲁迅的罪状出了漏洞。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同伙倡设校务维持会。鲁迅在诉状中指出，他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章士钊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自己的罪名呢？章士钊的轻敌和犯的低级的错误，导致了罢鲁迅官的失算，栽在了绍兴“师爷”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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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8月14日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仍在一场大雨后，“赴女师大维持会”，17、18、19日连续三天都“赴维持会”。诉讼之后的25、27、30日也都出席了“维持会”。鲁迅如此从容不迫地应对罢官，除了他的政治智慧，便是强大心理支撑的自信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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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被改为国立女子大学的学生，倡议已搬到宗帽胡同仍称女师大的四十余名学生返回原石附马大街校址上课。那天下午，鲁迅陪学生返校。12月1日，女师大召开各界联合会，发表取消女子大学恢复女师大的宣言。那天鲁迅在其日记上云：“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附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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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在12月1日，与24名返校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有“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等语。有坚强之决心，有胜利之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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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鲁迅的一方，自然会有反击。12月14日，北大教授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旨在继续声援章士钊及所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第二日，该会又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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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名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多过八倍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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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晨报》发表《女大学生二次宣言》，反对女大与女师大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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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风潮，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忽冷忽热地折腾了近一年，后来或许双方都感到厌倦了，最终没分出胜负地淡出历史。但鲁迅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论战还在继续，而且愈斗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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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章士钊开了个小玩笑。鲁迅为学潮推波助澜，被罢了官，又复了官，继续雄视文坛江湖，十八般武艺，见谁灭谁。章士钊身为教育总长，整顿校纪，罢别人的官，却偏偏丢了自己的官，再当再丢，且经济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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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载：1925年5月7日，因纪念“五七国耻”的游行受阻，一些学生闯入章士钊家中质询，双方发生冲突，章士钊家中的部分物品及藏书遭到破坏。11月28日，在北京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中，章士钊的住宅再次遭到冲击。如果对照章士钊自己写的《寒家再毁记》一文，会发现上述文字，是被精心地轻描淡写了的。陈西滢写的《做学问的工具》，曾记载，章士钊从德国带回的大量藏书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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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却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刊于1926年1月18日《语丝》周刊）一文中，兴灾乐祸于“孤桐先生”（章士钊）之珍贵图书被毁的同时，还以周氏的幽默和鸷狠嘲讽了陈西滢、胡适、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陶孟和、陈翰笙、王品青等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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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后来证明都是文化精英的名流们跟着章士钊一起吃挂累，或可会付之一笑，那里论战只有是非之争，并无敌友之分。比如，在鲁迅写的《“碰壁”之余》一文里，有这样的文字：“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刊于8月19日、26日《妇女周刊》）上才识得大名，是8月1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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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揆（1889—1971），即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当时鲁迅视李仲揆为杨荫榆的打手，极尽嘲讽。对耶？错耶？重要的是，作为亲临现场参与“女师大风潮”的李仲揆等，为我们真实解读该事件提供了与鲁迅不同的历史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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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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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晨报》迎来创报七周年前夕，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部分房屋被焚毁，库存纸张也化为灰烬。几经侦查，皆无头绪，“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之大名鼎鼎的《晨报》被焚案，竟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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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情况或许与此案相关。11月19日《晨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北洋军阀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一百五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津贴分四等，据说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津贴最少每月二百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每月也可得二百元。在民国初，民间报刊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接受津贴可以理解，但林白水、邵飘萍、成舍我办的这些独立的有影响的且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也去领津贴，真乃民国言论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应具独立批判责任的报人的莫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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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内幕”至今无法被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这“内幕”后面一定还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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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被焚另一说，是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氏执政府说话的《晨报》，放火烧了报馆，是同行恨其泄露领津贴丑闻而施以报复，还是民众因其替政府说话出于义愤，似都可成为放火焚报馆的理由。但政府弹压新闻自由烧《晨报》，杀一儆百，其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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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焚烧《晨报》的背景复杂，故从一开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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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胡适当时都在上海，得知此消息，就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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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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