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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6年2月，梁启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认右肾长一肿瘤，3月16日手术，割去右肾一枚。他出院后，又请名医唐天如诊治，几剂中药，尿血止。梁启超又忙于写《先秦学术年表》，并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多年以后，出现一些传闻，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照片，结果割去了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由于梁启超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此错误一直封存起来。割错肾，梁启超本人是知道的，1926年9月14日，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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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已经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说谎话了（《给孩子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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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案直到今天，仍模糊不清。笔者曾有一篇《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刊发在《今晚报》，谈及真相，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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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8月底，秋风初吹，秋雨乍来。梁启超的四妹病逝。梁启超思妹悲痛，竟又便血。请名医伍连德诊治，开药煎服，嘱之静养。然感生命之短暂，岁月之倥偬，思虑过度，再次尿血。不久，梁启超好友曾习经因患肺癌去世，梁启超在陪侍中，亲见友人痛苦之状，一任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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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清华已开学。梁启超抱病给学生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病已渐入肌理，生命已接近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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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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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在本年3月18日的腥风血雨中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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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春，吴佩孚结束“讨奉”战争，与昔日仇敌张作霖突然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先击败河南岳维峻部，又沿亲汉路攻下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再次通电下野，将军权交张之江和鹿钟麟后，到苏联考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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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火轰击。鹿钟麟下令抵抗，硝烟弥漫。日本借此纠集《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否则将直捣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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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生、市民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嚣张气焰后，于3月16、17日，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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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清晨，阴云低垂，五千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到天安门金水桥畔，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大会主席李大钊和徐谦相继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李大钊号召大家以“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丑行，抗议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我国的罪行。年轻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目睹了李大钊的战士风采，聆听了共产党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说。这大概也是李大钊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公开亮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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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在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旗帜招展，口号震天。当两千多群众向执政府进发时，早已下了镇压命令的段执政，正躲在自家的吉兆胡同公馆里悠闲地与人对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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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首的队伍一到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三座红漆大门紧闭，门前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李大钊见状命令学生停下来，公推了代表，与十层荷枪实弹的卫队军官交涉，要求放游行队伍进院，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该官员喝令代表退出大门，大声命令学生立即解散。学生被激怒了，高喊：“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去。”还未等示威队伍撤出，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过，就听枪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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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见状忙挥手高呼：“快散开！”这时扛大旗的王一飞立即扑倒在地，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才幸免一死。而振臂高呼口号的学生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前胸，鲜血飞溅地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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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慌的人群潮水般涌向西辕门，杀红了眼的军警们以枪弹和大刀轮番杀戮，顿时横尸当场。北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中弹后倒地，尚存一息，向外爬行，一军警追赶过来，抡起木棒向其头上猛击，刘和珍再不动弹，吐血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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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屠杀后，活着的侥幸逃脱；死去的，在军警清理污血横流的现场时，竟被掠走钱物、剥光身上的衣物，然后离去。女师大的杨德群、刘和珍，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女学生赤裸身体，暴尸铁狮子广场，“身上盖着一层落雪”……（周作人3月18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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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兆胡同段公馆下围棋的段祺瑞，得到代警卫司令李鸣钟的禀报后，沉思片刻，将手上的一枚棋子落下，对与其对弈的日本顾问狡黠一笑：“你让我进退两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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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共杀死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致伤残者多达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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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万人愤慨。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纷纷报道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晨报》公布死难者名单和部分照片。《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措辞尖锐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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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等也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政权。鲁迅后来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成为这类文章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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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同时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强烈抗议杀人政权，特别强调法律追究，提出“元首犯罪”与“庶民百姓犯罪”一样受制裁的正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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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两军对垒，杀得昏天黑地，鲁迅与陈西滢二人的缠斗也如火如荼。他们之间是非难定，胜负也难料，但他们对反动政权杀戮百姓的罪行却同仇敌忾，站在同一战壕里。想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与陈西滢之斗，怕不是敌我矛盾，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使然的是是非非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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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振声、凌叔华还以文学为武器，创作并发表了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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