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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听到这阴森森的消息，蔡元培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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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尔和还告诉他：“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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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听罢，脸色苍白，默默不语。本来，蔡元培还曾高兴过一阵子。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突然出人意料地又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但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竟然得到消息，提前二十分钟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银行里。谁知过了几天，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又回到吉兆胡同，通电复职。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帮这一丧家之犬。于是段祺瑞在4月20日发表“退休”通令，狼狈下台。自此，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隐居天津租界里，结束了漫长的军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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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蔡元培准备重回北京大学时，张作霖于4月26日，秘密枪杀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查封了他创办的《京报》。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悲恸欲绝，泪流满面。回想他与邵飘萍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更是仰天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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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张作霖查封《京报》前，得知消息的邵飘萍就躲进给梁启超等名流看病的德国医院，后又住进六国饭店。几天后他见再没动静，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京报》，结果被早就埋伏多日的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即刻集合，推选代表，请张学良通融放人，张学良以宣传共产为名拒绝。又请民国元老王士珍出面说情，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于26日凌晨提审并判处死刑，四点半拉到天桥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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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称，邵飘萍身穿夹袄、马褂，面对刽子手大笑数声，昂首赴刑场，行刑者从其身后用马枪射击后脑，砰然一声，一代报界巨擘，为正义和良知而血溅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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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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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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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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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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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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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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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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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发了一封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位朋友的信，即文学史上颇有名的《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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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写此信的缘起，用他的话说是：“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在胡适看来，“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让人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的猜疑，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是友谊破裂，论争变成了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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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人莫名的是论战离题越来越远，“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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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胡适在信中援引了鲁迅的《热风》中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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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劝大家“学学大海”，“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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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胡适，对周氏兄弟与陈源那场论战的是非曲直的分析，应当是真实客观的，甚或是精辟的；对笔战进行调解，呼唤消误解、冷酷与不忍，放开胸怀朝前走，是善意的，更是积极的。可惜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后来不在现场的不少文学史家故意歪曲了胡适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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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争乃至反目，其背景比较复杂，并不好表述。不少文章将这三个人的论争视为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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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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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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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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