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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人莫名的是论战离题越来越远，“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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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胡适在信中援引了鲁迅的《热风》中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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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劝大家“学学大海”，“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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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胡适，对周氏兄弟与陈源那场论战的是非曲直的分析，应当是真实客观的，甚或是精辟的；对笔战进行调解，呼唤消误解、冷酷与不忍，放开胸怀朝前走，是善意的，更是积极的。可惜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后来不在现场的不少文学史家故意歪曲了胡适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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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争乃至反目，其背景比较复杂，并不好表述。不少文章将这三个人的论争视为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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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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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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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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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已成为当时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周作人的身份和影响，居然被张凤举“拉拢”才接近吉祥胡同的诸君子，未免过于牵强。从鲁迅对张凤举的态度看，也不认同“拉拢”说，不然缘何在三天内主动造访人家两次，还接受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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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作人自己的日记，1923年11月3日，有“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语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十人，九时散去”。1924年6月24日，有“径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1925年1月30日，有“赴现代评论社约餐”。2月，周作人又与张凤举、陈源、丁西林一起游冬季的香山，漫步于残雪未消的山路，饮茗在可观山景的茶舍，关系当属亲密无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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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现代文学史神化鲁迅，妖化自由主义作家，周作人竭力撇开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故有张凤举“拉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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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真正化友为敌，刀笔相见的原因，怕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陈源在文中，有“女师大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样的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周氏兄弟。按理说，陈源的话并非捏造。鲁迅于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乍起时，亲自撰写《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三篇极具宣传鼓动的文章；周作人不仅签名鲁迅《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还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周氏兄弟“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陈源说“暗中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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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进步学生的学潮，为进步正义之举，是周氏兄弟人生中光辉的一笔。但周作人却立即写《京兆人》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鲁迅见陈源，更是极为恼怒，遂写《我的“籍”和“系”》作答，对陈源的“流言”极尽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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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徐志摩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对比陈源与周作人的论战文字，显然不满意周作人动辄“卑劣”地骂人。比较之下，陈源“分明私淑法朗士”有绅士风度。不料，周氏兄弟又与徐志摩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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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周作人写《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回击，将此文投给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慨然照发。周作人在文中揭露所谓绅士们有“叫局”的丑行，并骂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正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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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文苑哗然，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们，竟然无耻到招妓。在那个崇尚西方文化的年代，这种羞辱斯文的勾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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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依然闲庭信步地连夜写信给昔日好友周作人，断然否定“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文学史称“闲话”事件。此事件，“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讽刺焉”，却非敌与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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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在“闲话”事件中，因周作人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所谓“叫局”之事，纯属道听途说，并无证据，而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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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作人说，他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放荡之言。于是就写到文章中，广告天下。但与周氏兄弟曾经来往密切的张凤举矢口否认，断然不肯作证，无异于证明周作人造谣。“闲话”事件中，周作人何等狼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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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可笑甚至荒唐的“闲话”事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平凡的，在当事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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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眼睛是锐利的，心胸是“宽容”的：“‘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疑”，有什么理由大动干戈呢？但双方都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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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屡屡与其他清流发生矛盾，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双方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而是两种不同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整体性的关怀。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批判哪一方？歌颂哪一方？呜呼，难矣！逝者未必然，我们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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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有些事件，不全关系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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