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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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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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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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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已成为当时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周作人的身份和影响，居然被张凤举“拉拢”才接近吉祥胡同的诸君子，未免过于牵强。从鲁迅对张凤举的态度看，也不认同“拉拢”说，不然缘何在三天内主动造访人家两次，还接受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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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作人自己的日记，1923年11月3日，有“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语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十人，九时散去”。1924年6月24日，有“径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1925年1月30日，有“赴现代评论社约餐”。2月，周作人又与张凤举、陈源、丁西林一起游冬季的香山，漫步于残雪未消的山路，饮茗在可观山景的茶舍，关系当属亲密无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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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现代文学史神化鲁迅，妖化自由主义作家，周作人竭力撇开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故有张凤举“拉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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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真正化友为敌，刀笔相见的原因，怕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陈源在文中，有“女师大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样的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周氏兄弟。按理说，陈源的话并非捏造。鲁迅于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乍起时，亲自撰写《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三篇极具宣传鼓动的文章；周作人不仅签名鲁迅《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还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周氏兄弟“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陈源说“暗中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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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进步学生的学潮，为进步正义之举，是周氏兄弟人生中光辉的一笔。但周作人却立即写《京兆人》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鲁迅见陈源，更是极为恼怒，遂写《我的“籍”和“系”》作答，对陈源的“流言”极尽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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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徐志摩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对比陈源与周作人的论战文字，显然不满意周作人动辄“卑劣”地骂人。比较之下，陈源“分明私淑法朗士”有绅士风度。不料，周氏兄弟又与徐志摩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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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周作人写《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回击，将此文投给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慨然照发。周作人在文中揭露所谓绅士们有“叫局”的丑行，并骂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正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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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文苑哗然，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们，竟然无耻到招妓。在那个崇尚西方文化的年代，这种羞辱斯文的勾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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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依然闲庭信步地连夜写信给昔日好友周作人，断然否定“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文学史称“闲话”事件。此事件，“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讽刺焉”，却非敌与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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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在“闲话”事件中，因周作人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所谓“叫局”之事，纯属道听途说，并无证据，而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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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作人说，他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放荡之言。于是就写到文章中，广告天下。但与周氏兄弟曾经来往密切的张凤举矢口否认，断然不肯作证，无异于证明周作人造谣。“闲话”事件中，周作人何等狼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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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可笑甚至荒唐的“闲话”事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平凡的，在当事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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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眼睛是锐利的，心胸是“宽容”的：“‘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疑”，有什么理由大动干戈呢？但双方都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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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屡屡与其他清流发生矛盾，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双方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而是两种不同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整体性的关怀。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批判哪一方？歌颂哪一方？呜呼，难矣！逝者未必然，我们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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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有些事件，不全关系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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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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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7月，火车飞驰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胡适在软卧车厢，望着一派广袤的绿色原野，悠闲地叼着烟斗。此次出行，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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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胡适受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受命设计处理英国退还庚子之战中国赔款在中国如何使用。主要成员以英方为主，中国只有三人，即胡适、丁文江、王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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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8月，将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遂有了胡适赴欧之行，这也是他于1917年7月归国后的重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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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缓慢行驶，火车于20日抵达哈尔滨。短暂地游览了市容，对该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线”颇多感慨。然后又开始了漫长之旅。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高粱渐渐变成茫茫的山峦、森林和蓝色的湖泊。胡适在途中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又给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见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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