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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个兵背着枪……其中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哪一个呢？他指定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儿，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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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客气”显然有讽刺意味。军警无理搜查，自然与政局紧张有关，证明鲁迅选择南下是形势所迫。让人弄不懂的是，“上了黑名单”的鲁迅，并没有丝毫的紧张，不仅从容应付军警的突然检查，还在31日夜间，“同三弟阅市，在旧书坊买《宋元旧书经眼录》一部一本，《萝藦亭札记》一部四本”。兄弟二人，在繁华的上海夜市，闲庭信步地流连，鲁迅的心情一定不错，这或许与许广平一路陪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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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告别了许广平，于9月1日夜登“新宁”轮船，4日下午抵厦门，入中和旅馆小憩。不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到寓所来接，雇船移入“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的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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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于9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四百人，分预科及本科七个系，每系分三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因学校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大都住校。鲁迅的薪水四百元“不可谓不多”。而且8月没上课，就拿到四百元。而“教科是五至六小时”。其中两小时是小说史，无须备课；两小时专门研究，要备课；两小时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工作量“也可以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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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刚刚到厦门十几天，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9月20日《致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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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他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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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对学校也表达了不满，“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又说“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意为让他当出头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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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结怨太多，与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存心不良的心态有关。以在鲁迅刚到厦大，就来赠他宗濂《诸子辩》一书的顾颉刚为例。算起来，鲁迅比顾颉刚整整大十二岁，顾颉刚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毕业，留北大任助教。两年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一年回北大研究所。从1921年孙伏园创刊《晨报副刊》始，鲁迅与顾颉刚都是其主要撰稿人。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拟订《语丝》创刊事宜，鲁迅也是“倾力”加盟的。应该说，鲁迅与顾颉刚就是盟友了。1926年秋顾颉刚与鲁迅同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后，鲁迅就翻脸了。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而鲁迅的脸之阴晴圆缺也未免变化太快。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也有精深研究，著有《古史辨》等，后成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20年，经胡适介绍，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胡适劝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本来一本薄薄的书，一两天即可完工，顾颉刚却花了近两个月的工夫，尚未完成。顾一生追求完美，作附注时想将此书中所征引的书都能注明卷帙、版本，所征引的人都能注明生卒、地域，故查了许多书，自己的书不够用，再到北大图书馆查，后来干脆天天躲进国子监的天天上京图书馆去查。最后，他建议胡适，《古今伪书考》不必出了，编一部疑古丛书《辨伪丛刊》吧，胡适欣然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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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时，将用一年所写的古史见解，写长信给钱玄同。不料很长时间，不见钱玄同回音。顾颉刚就抄了自己给钱玄同信中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于《读书杂志》。不久，钱玄同写了封长信给顾颉刚，也发在《读书杂志》上，造成了一股辨伪的空气，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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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书痴般的顾颉刚，并没有介入鲁迅与他人的争斗，仅因与胡适、陈源关系不错，鲁迅就心生怀疑，连人家“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的业余爱好都看不惯，硬说梅兰芳唱腔“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而加以无端的嘲讽，对不断给予他真诚帮助的孙伏园这样的老实人也以“不足多论”而论，鲁迅有时心胸过于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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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复杂的，当鲁迅把周围的人视为潜在的对手充满怀疑和猜忌的时候，竟也同时表现出孩子般的温顺和顽皮。他在9月30日写信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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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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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断在信中抱怨同人的同时，对生活也不满意，因为在“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就很不舒服。于是鲁迅雇“厨子包做”饭，“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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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舒适了，鲁迅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散文名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记录了生活温馨的一面，与他自己所述的厦门大学同人间的敌意和仇视，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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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蔡元培到福州，正巧顾颉刚在福州购书，闻讯后即拜见恩师，并请蔡元培到厦门小住几天。厦大也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忙赶去新加坡向林嘉庚告急。蔡元培到厦门大学后，一些北大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在校方举行的宴请蔡元培的会上，顾颉刚也应邀作陪。当日下午，蔡元培又应邀去浙江同乡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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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没来看望曾给过他那么多帮助的蔡元培。连日记也不提一句。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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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尽其所能地帮助鲁迅，尽人皆知。1912年临时政府命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经由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请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鲁迅在此位一干就十四年，虽未见其成绩，但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立即把鲁迅聘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即便此次厦门之行，鲁迅不去拜会，但1927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又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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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蔡元培与宋庆龄等社会贤达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先生也没忘记邀鲁迅参加，并被选举为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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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蔡元培毅然与宋庆龄等名流组成治丧委员会，精心而周到地料理葬礼事宜。正是因为有蔡、宋等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积极参与，鲁迅的葬礼才办得规模浩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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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献给比他小十三岁的晚辈鲁迅的挽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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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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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68岁的老人蔡元培在吊唁死者时涌出两行热泪，他心中对鲁迅充满深深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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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对蔡元培等不少故交则有些寡情。这自然与其性格及在判断上产生误识有关。当然，鲁迅的思想行为及其话语实践，存在言思不一乃至背离的情形，掩盖不了他身上至高的德行和崇高的灵魂，只能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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