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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日记，有关于李大钊就义的记载：“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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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作人要为牺牲的老友做点儿什么，可行的是保护守常的遗孤。他先把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自家住下，然后又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时候，周作人早已沦为汉奸，苟活于北京，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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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就义之后，有日本人背景的《顺天时报》别有用心地说：李大钊“如果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有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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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周作人以《偶感》《日本人的好意》回击《顺天时报》的卑鄙煽动和诋毁，为李大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崇高精神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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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险恶，危机四伏。红胡（张作霖）的兵勇四处捕人。北新书局关门，《语丝》停刊，情急之下，刘半农与周作人暂避于菜厂胡同一位日本友人家中。主人为他们提供了三间厢房，中为小客厅兼饭堂，右为书房，左为卧室。卧室乃日式榻榻米，席地而卧。书房简单，仅一桌，桌上仅一砚。二人枯坐，只可低头共砚写文而已，故二人称砚为砚兄。后来刘半农将此写入《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论砚兄之称》（载《人间世》十期）。为安全计，主人不允许太多友人来视，周、刘妻子除外，还有徐耀辰可每日三四次来传递外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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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曰：“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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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遇难前三天，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到了日本横滨，逗留了三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告之国内形势，并劝曰：“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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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致信给胡适：“万勿回北京去……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天下人的成见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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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确实如高梦旦所说，“性好发表意见”，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M.O.Hudson谈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与胡适过去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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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5月17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20日抵上海。卜居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与蔡元培为邻。开始撰写《神会和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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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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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4月23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受伤多人，四十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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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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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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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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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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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人之争，文化团体之争，仍闹得文坛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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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1月号，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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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社成员，口诛笔伐，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蒋光慈批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鲁迅也以辛辣的笔触予以回击。这场原本是自家人杀自家人的争战，竟持续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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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不小的争论，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关注，但参与者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口号又叫得震天响，帽子满天飞，不能将讨论引向深处。另外，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数成员，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做了不十分准确的分析，甚至采取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错误态度。而鲁迅当时也还并不深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又犯了意气用事，不讲理反唇相讥的老毛病，使争论陷入一场可笑的混战，致使革命文学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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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1920年至1921年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初期具有浪漫主义，带有反封反帝的色彩。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受到鲁迅的反驳。该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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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诸人。提倡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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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家们，常机械地把创造社、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团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社团如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相对立，革命与反动可谓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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