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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遇难前三天，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到了日本横滨，逗留了三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告之国内形势，并劝曰：“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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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致信给胡适：“万勿回北京去……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天下人的成见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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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确实如高梦旦所说，“性好发表意见”，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M.O.Hudson谈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与胡适过去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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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5月17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20日抵上海。卜居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与蔡元培为邻。开始撰写《神会和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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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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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4月23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受伤多人，四十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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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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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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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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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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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人之争，文化团体之争，仍闹得文坛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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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1月号，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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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社成员，口诛笔伐，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蒋光慈批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鲁迅也以辛辣的笔触予以回击。这场原本是自家人杀自家人的争战，竟持续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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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不小的争论，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关注，但参与者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口号又叫得震天响，帽子满天飞，不能将讨论引向深处。另外，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数成员，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做了不十分准确的分析，甚至采取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错误态度。而鲁迅当时也还并不深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又犯了意气用事，不讲理反唇相讥的老毛病，使争论陷入一场可笑的混战，致使革命文学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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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1920年至1921年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初期具有浪漫主义，带有反封反帝的色彩。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受到鲁迅的反驳。该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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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诸人。提倡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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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家们，常机械地把创造社、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团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社团如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相对立，革命与反动可谓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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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1927年始，鲁迅却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的猛烈批判，同时也受到新月社的旁敲侧击。创造社、太阳社的火力最猛，而新月社更多地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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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包打天下，无所畏惧，但面对四面楚歌，也颇感慨：“遇到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三闲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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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的冯乃超在他发表于《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们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劣的说教人。”这与1926年高长虹在《狂飙》发的文章《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讽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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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诃德）——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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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另一成员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也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超越时代”。他说：“无论从哪一国的文字去看，真正的时代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否定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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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戈壁》第二期还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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