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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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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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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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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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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人之争，文化团体之争，仍闹得文坛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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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1月号，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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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社成员，口诛笔伐，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蒋光慈批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鲁迅也以辛辣的笔触予以回击。这场原本是自家人杀自家人的争战，竟持续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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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不小的争论，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关注，但参与者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口号又叫得震天响，帽子满天飞，不能将讨论引向深处。另外，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数成员，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做了不十分准确的分析，甚至采取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错误态度。而鲁迅当时也还并不深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又犯了意气用事，不讲理反唇相讥的老毛病，使争论陷入一场可笑的混战，致使革命文学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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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1920年至1921年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初期具有浪漫主义，带有反封反帝的色彩。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受到鲁迅的反驳。该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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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诸人。提倡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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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家们，常机械地把创造社、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团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社团如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相对立，革命与反动可谓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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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1927年始，鲁迅却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的猛烈批判，同时也受到新月社的旁敲侧击。创造社、太阳社的火力最猛，而新月社更多地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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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包打天下，无所畏惧，但面对四面楚歌，也颇感慨：“遇到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三闲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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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的冯乃超在他发表于《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们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劣的说教人。”这与1926年高长虹在《狂飙》发的文章《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讽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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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诃德）——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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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另一成员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也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超越时代”。他说：“无论从哪一国的文字去看，真正的时代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否定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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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戈壁》第二期还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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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遂在《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坛的掌故》等文还以颜色，自然也少不了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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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为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毕竟太浪漫太浮泛，他在《文艺与革命》中说：“他们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光凭一股热情，在纸上写下“打打”“杀杀”，那只不过是“空嚷”。对他们不注重作品“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只忙于给自己挂革命文学的“招牌”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唯我独尊，空喊口号，叫嚣“不革命便是反革命”。对他们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更是断然不予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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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段激烈交火的历史，对日后左联成立之后产生的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关于文学领导权的斗争，就不会感到惊讶了。说白了，创造社、太阳社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些以革命者自诩的衮衮诸公，都将文学等同政治工具，故在文学领域造成太多的混乱和冤狱。当时，鲁迅、茅盾比他们清醒得多。茅盾认真读了不少被“革命文学”倡导者斥为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写了关于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家论”，肯定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当然，茅盾关于文学的理性声音，过于微弱，不久就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潮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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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注定是鲁迅忙碌的一年，与创作社、太阳社战斗正酣，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孙伏园又为他惹了大祸，遭遇了一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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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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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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