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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诃德）——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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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另一成员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也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超越时代”。他说：“无论从哪一国的文字去看，真正的时代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否定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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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戈壁》第二期还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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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遂在《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坛的掌故》等文还以颜色，自然也少不了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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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为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毕竟太浪漫太浮泛，他在《文艺与革命》中说：“他们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光凭一股热情，在纸上写下“打打”“杀杀”，那只不过是“空嚷”。对他们不注重作品“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只忙于给自己挂革命文学的“招牌”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唯我独尊，空喊口号，叫嚣“不革命便是反革命”。对他们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更是断然不予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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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段激烈交火的历史，对日后左联成立之后产生的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关于文学领导权的斗争，就不会感到惊讶了。说白了，创造社、太阳社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些以革命者自诩的衮衮诸公，都将文学等同政治工具，故在文学领域造成太多的混乱和冤狱。当时，鲁迅、茅盾比他们清醒得多。茅盾认真读了不少被“革命文学”倡导者斥为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写了关于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家论”，肯定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当然，茅盾关于文学的理性声音，过于微弱，不久就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潮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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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注定是鲁迅忙碌的一年，与创作社、太阳社战斗正酣，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孙伏园又为他惹了大祸，遭遇了一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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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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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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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缘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污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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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信已很无聊。依然凭猜度，散布对顾颉刚的非议，这倒罢了，那句“反对民党”，又无异于向国民党告密。那时，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确有“反对民党”之实，可能要遭到杀身之祸。鲁迅此举，委实不够厚道。至于鲁迅信中说：“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句中的兼士，也值得一提。兼士即沈尹默、沈士远的兄弟沈兼士。三沈在北京大学借助浙江派的势力，颇威风八面的。沈尹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曾说，校长蔡元培“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周氏兄弟、钱玄同、三沈兄弟、马幼渔、叔平兄弟等）包围”。顾颉刚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登了出来，沈（兼士）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载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如沈尹默所说，早年是沈兼士和周家兄弟在北大拉帮结派，狐假虎威。在厦门大学沈兼士“愤愤”于顾颉刚，倒也合乎逻辑。况且这原本是一笔糊涂账，谁人又能说得清，道得白？但用此攻击于人，就有失文人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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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看，尽管发生了“四一二”事件，鲁迅还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文中他说：“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他还告诫世人，“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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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上，胡适的“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传论》四十一章）态度，与鲁迅上述态度是一致的。两位大师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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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生的信，无非是想讨好“迅师”，挑拨离间文人关系而已，并不足论。但从其信中，似可以嗅出厦门大学学潮，与他的“迅师”有扯不清的关系。中大要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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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发表《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并引用鲁迅、谢玉生给他个人的信的举动，还真是证明鲁迅对他认识是很对的，平庸而糊涂。此举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鲁迅在私下里，常常搬弄是非，铁证如山，授柄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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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4月由厦门大学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并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刚落脚便有汉口《中央日报》的《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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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成堂主人、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已是名人。他在古史辨时期已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使中国史学界产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若论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他开拓的领域之广，启发的思辨之深，还是他身后的著作之丰，都令人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他一生多有善举，在燕京大学，提携后进谭其骧，与陈寅恪一起帮钱伟长进物理系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核专家。他一生爱读书，其藏书多达七万册，搬家时整整装满两火车皮。这样一位大学者无端受到另一位大作家的诋诬，岂能善罢甘休。但他不准备学鲁迅，仅凭揣测，就乱发议论，而是理性地选择诉讼，以讨公道。于是致信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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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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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种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候开审，不胜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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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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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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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收到顾颉刚的信后，据说即复了信。但此复信一直未见诸报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三闲集》初版上，才见没有回信时间之回信。这在鲁迅，是极为罕见的，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见报刊，然后结集，唯此信结集前，不公之于世。认真读五年之后公开的复信，其无理矫情之语，不禁让人莞尔，于是想起圣人先哲的话，无癖不可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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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妨再往远说点，无缺点也不可以为人。有缺点显得更真、更亲切。我们一直把鲁迅供奉在塔顶，顶礼膜拜。忽然微风吹过，塔铃叮当摇曳之际，依稀见鲁迅冲我们狡黠一笑，我们便有一种与大师亲近并交流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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