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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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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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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缘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污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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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信已很无聊。依然凭猜度，散布对顾颉刚的非议，这倒罢了，那句“反对民党”，又无异于向国民党告密。那时，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确有“反对民党”之实，可能要遭到杀身之祸。鲁迅此举，委实不够厚道。至于鲁迅信中说：“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句中的兼士，也值得一提。兼士即沈尹默、沈士远的兄弟沈兼士。三沈在北京大学借助浙江派的势力，颇威风八面的。沈尹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曾说，校长蔡元培“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周氏兄弟、钱玄同、三沈兄弟、马幼渔、叔平兄弟等）包围”。顾颉刚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登了出来，沈（兼士）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载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如沈尹默所说，早年是沈兼士和周家兄弟在北大拉帮结派，狐假虎威。在厦门大学沈兼士“愤愤”于顾颉刚，倒也合乎逻辑。况且这原本是一笔糊涂账，谁人又能说得清，道得白？但用此攻击于人，就有失文人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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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看，尽管发生了“四一二”事件，鲁迅还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文中他说：“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他还告诫世人，“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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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上，胡适的“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传论》四十一章）态度，与鲁迅上述态度是一致的。两位大师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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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生的信，无非是想讨好“迅师”，挑拨离间文人关系而已，并不足论。但从其信中，似可以嗅出厦门大学学潮，与他的“迅师”有扯不清的关系。中大要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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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发表《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并引用鲁迅、谢玉生给他个人的信的举动，还真是证明鲁迅对他认识是很对的，平庸而糊涂。此举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鲁迅在私下里，常常搬弄是非，铁证如山，授柄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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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4月由厦门大学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并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刚落脚便有汉口《中央日报》的《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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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成堂主人、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已是名人。他在古史辨时期已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使中国史学界产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若论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他开拓的领域之广，启发的思辨之深，还是他身后的著作之丰，都令人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他一生多有善举，在燕京大学，提携后进谭其骧，与陈寅恪一起帮钱伟长进物理系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核专家。他一生爱读书，其藏书多达七万册，搬家时整整装满两火车皮。这样一位大学者无端受到另一位大作家的诋诬，岂能善罢甘休。但他不准备学鲁迅，仅凭揣测，就乱发议论，而是理性地选择诉讼，以讨公道。于是致信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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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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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种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候开审，不胜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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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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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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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收到顾颉刚的信后，据说即复了信。但此复信一直未见诸报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三闲集》初版上，才见没有回信时间之回信。这在鲁迅，是极为罕见的，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见报刊，然后结集，唯此信结集前，不公之于世。认真读五年之后公开的复信，其无理矫情之语，不禁让人莞尔，于是想起圣人先哲的话，无癖不可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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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妨再往远说点，无缺点也不可以为人。有缺点显得更真、更亲切。我们一直把鲁迅供奉在塔顶，顶礼膜拜。忽然微风吹过，塔铃叮当摇曳之际，依稀见鲁迅冲我们狡黠一笑，我们便有一种与大师亲近并交流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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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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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说我们久违的钱玄同和黄侃君了。章门多狂狷之士，钱、黄禀性如其师，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民国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后最为自由开放时期，文化最为灿烂之时，文人可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民国又是最为黑暗的历史，文人放诞，又可视为在专制制度之下的装疯卖傻。章太炎将袁世凯所赠勋章作为扇坠，辜鸿铭拖着长辫招摇于北大校园，刘师培当面损蒋介石，黄侃针对陈独秀之“毁孔子庙罢祭祀”对以“八部书外皆狗屁”……凡此种种，既能见其自由之态，又显率性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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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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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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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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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哀悼承认大典。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日升天，免得地狱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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