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04790
1706104792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1706104793
1706104794
北伐军席卷大江之南时，国人曾翘首以盼。如上海的年轻人王云生便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果不其然，“四一二”让上海血流成河。蒋介石率军悍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空前之屠杀惨剧”。
1706104795
1706104796
第二天，亲身经历“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上海知识界之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吴觉农、李石岑，周予同等七人，在《商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民国元老公开信，表示愤怒和抗议。不久，以商务印书馆为主的郑振铎等七位出版界名流，“万难苟安缄默”也发出抗议的怒吼：“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郑振铎、胡愈之为公开表达他们对蒋介石的谴责而亡命欧洲数年。当时，郑振铎、胡愈之并不是共产党人。
1706104797
1706104798
四月二十六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高梦旦，从浸在血泊中的上海致信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1706104799
1706104800
四月二十九日，对共产主义不信仰的张季鸾，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并“极端抗议”血腥暴行。呼吁不许杀戮“全国有志青年”。七月三十日，他又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抨击国民党“军治杀人”，抗议“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滥杀无辜行径。
1706104801
1706104802
最为精彩的，还属张季鸾的“二骂”。是年十一月四日，他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大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此论乃揭露汪氏本质之先声，其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此乃一骂也。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再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蒋氏“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此为二骂也。当时，蒋介石投机依势而起，是颗雄视华夏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能入木三分地戳穿其丑恶面目，需要怎样的见识和勇气。
1706104803
1706104804
郁达夫，早张季鸾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在日本《文艺战线》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进而谴责其“高压政策、虐杀政策”。
1706104805
1706104806
国民党军警闻之，立刻派员冲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搜查并准备缉拿郁达夫。幸好郁达夫早有准备，躲至杭州，幸免于难。几个月后，郁达夫返回上海，又在他创办的旬刊《民众》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者，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敢于发表这样挑战新军阀文章的期刊，自然会遭到绞杀，生存仅仅两个月的《民众》在刺刀政治的高压下被取缔了。
1706104807
1706104808
其实郁达夫对这种局面，早有预判。早在是年元月七日，他发表的《广州事情》，就曾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
1706104809
1706104810
让人深思的是郁达夫的这种对政治形势的坦诚而卓有远见的预判，曾遭到对“革命”充满幻想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过了不久，郭沫若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旋即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了一篇为他在共产党内外赢得荣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另一位共产党作家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周恩来说此话的时候，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亡命日本整整十年的郭沫若刚刚回国。
1706104811
1706104812
到是年岁尾的11月，在上海的《中国青年》周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北京的北新书局和《语丝》也被张作霖查封，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命运。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章乃器，依然冒着性命危险独自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主旨是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全由章乃器一个人包办。
1706104813
1706104814
章乃器原本在银行界工作多年，收入丰厚，前途光明。他之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一人承担了繁重的办刊工作，而且敢于面对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淋漓的鲜血，完全激于年轻知识分子的义愤和道义。以一人之力，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为时代和民族发声，他竟然独立苦撑了一年多，直到被查禁取缔。
1706104815
1706104816
连躲进苦雨斋，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北平5月至10月一连串血腥的屠杀激怒了。李大钊被杀，北大、燕京的学生被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年轻学生的导师，他不能再沉默。他在《语丝》连续不断地发出他的抗议之声。他的《谈虎集》中，有《人力车与斩杀》《“斩决”共党》等短文，似乎都提到触目惊心的杀戮。周作人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批判声讨反动军阀的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谴责吴稚晖等帮凶文人，甚至对在上海的蔡元培、胡适对“四一二”“视若无睹”也表示不满。
1706104817
1706104818
前面说过，是年5月胡适归国。他因蔡元培、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老名流一度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也曾对国民党新政权采取支持和观望态度。但胡适也心存忧虑和担心，怕用军事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会在政治上走向一党专政，走向独裁，政治上走向倒退，文化上走向保守。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文章《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看到他的这种担忧。该文章推扬赞美了吴稚晖继承顾炎武、颜元、戴震的理学思想，其目的则是想借他们对当代东方精神文明的攻伐抹杀，来堵住国民党从思想文化上倒退之路，用心良苦。
1706104819
1706104820
十月，胡适拒绝了好友蔡元培力邀任大学院（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之美意。因为胡适对当时大学委员会的两项政策：设立劳动大学与推行党化教育，决不容忍。他在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曰：“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1706104821
1706104822
后来，胡适有碍情面，在蔡元培多次力邀下，勉强听从，委屈就任，于是在大学委员会里，胡适与众不能有“圆融和祥之气象”，而是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在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自称“爱说老实话”的“捣乱分子”，胡适在教育的根本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以“训政”名义实施文化专政的倒行逆施，与吴稚晖之流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胡适这位经年老友，大失其态，当场拍桌大骂胡适：“你就是反革命！”
1706104823
1706104824
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1706104825
1706104826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1706104827
1706104828
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1706104829
1706104830
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1706104831
1706104832
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1706104833
1706104834
1706104835
1706104836
1706104838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跋
1706104839
[
上一页 ]
[ :1.706104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