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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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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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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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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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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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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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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乱世，民国又是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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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民国，军阀忙于混战，相对宽容的社会，催生了一大批民国清流，几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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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旧时常用来称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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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士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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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是官僚政治体制所化之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国的“士”，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疏离政治和权威，是以纯粹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具有独立人格。他们一直在社会边缘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表明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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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但并非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说，“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让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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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民国清流，所表现的崇尚个性精神，社会批判意识，民主政治、文化理想，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的表达。有了他们，民国才有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思想文化，民国初期也才成为最富个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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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一路披靡，一个新的专制王朝的诞生，整个中国笼罩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下。“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民国初年相对自由宽松的乱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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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如胡适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鲁迅、郁达夫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也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些该是民国清流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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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所谓清流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绝唱也难有续响。这也是本书收尾于1927年岁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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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民国，清流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飞蛾投火式的文化壮举，写就了中国“士”的短暂而辉煌、灿烂的人文精神传奇与文化梦想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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