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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苍夫如何,浩气弥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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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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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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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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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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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生20岁前后的诗歌,多已散失。从先生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老杜《北征》、《三吏》、《三别》,对当时国难当头,有感而发;另一类诗,是大量的抒发爱情的诗歌。先生亦开始创作他所擅长的骈体文,这个时期写了《韩山志自序》、《廷鞫实录序》等文,后来收录到《固庵文录》之中。与此同时,先生立志要为薛侃、郭之奇做年谱,因为他认为:“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薛侃年谱跋》)薛侃、郭之奇这两个人的人格、气魄都是先生所佩服推崇的,也寄托着先生自己对这种忠贞刚毅的爱国情操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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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题目为《广东潮州旧志考》刊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5号),北平:禹贡学会,1934年,第33至37页,计000字。是年,先生18岁。由于先生整理的《潮州艺文志》1935-936年在广州《岭南学报》的成功发表,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共计65万字,先生因此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潮州艺文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首次进行系统的著作实录,自唐代赵德《昌黎文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可以考证出来的潮籍名家著述,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一千多种,并附作者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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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中,先生也做了序言,其《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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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钝庵先生,平生致力考据之学。……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得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爱其体例详审,遂有《潮州艺文志》之作焉。是书著录凡九邑;而明代程乡、镇平、平远三县人书亦采入。以其旧属潮州,故录之以存沿革也。全书配隶门类,则遵《四库总目》。所列诸书,于其行间,辄录卷帙,兼载存佚,下则迻謄序跋,采证群言。至先君掸研所得,则为按语,殿于末简。盖其体例,全仿孙氏之书焉。十年以来,先君殚竭精力,勼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呜呼!先君于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惓惓潮州艺文。于表彰先贤之心,何其切也。顾乃不克尽其年,以成盛业,可痛也已!是编属稿,肇于乙丑,复历数载,始克裒录。写定者八卷,属草稿未录者又八卷。自明人集部以下。则未详崖略也。先君既殁,是编零乱箧衍中。宗颐惧其久而散亡,辄为条次,复依原目,旁事搜讨,欲为补订。以成先君之志;然以牵于人事,辍置者屡。今年春,因郑先生翼之介,获识黄仲琴先生。先生嗜古笃学,殷然以先君遗著为询。及睹是编,叹其网罗宏富,称为一郡文献之职志;复惜其未成书,深以继志述事见勖。宗颐佝瞀不学,而年未弱冠,何敢妄言纂述。惟以是书为先君盛业所在,尤不敢任其散亡。窃不自揆,爰勒全书为二十卷,加以订讹补遗。自稔于原书,虽无万一之裨;然得裒然成帙,稍酬先君之志,固可大慰于心矣。今距先君下世,忽忽三年。宗颐续理是书,追溯旧训,辄低徊绎思,弗能自已。而奋心寻检,迄于成编,则黄先生奖勉之忱,有以迪之,此又不能无感激于中也。是年,先生尊人饶锷生前《天啸楼集》刊行。共收入文章55篇,诗24首,分为五卷。郑国藩、杨光祖分别作了“序言”,先生写了“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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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9岁,经温丹铭推荐,聘请先生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先生成为这支纂修队伍中,年纪最轻的一员。广东通志馆收藏方志逾千种,位居全国第二位,先生运用目录学功夫,很快翻遍了该馆所有志书,为以后研究古代地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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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0岁,先生撰《广济桥考》发表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4期。先生开始与顾颉刚有书信往来。《顾颉刚年谱》记载:1936年11月29日将是年饶宗颐来信(11月6日)等,编为《通讯一束》。同时,先生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从艺文志转到古地理学的研究中去。期间,先生利用现有的资料,着手准备撰写《楚辞地理考》(此书于1940年先生24岁的时候在香港完成著述)以及《广东易学考》(三卷)(此书于1941年先生25岁的时候在香港完成著述),两本书后来由于战乱一度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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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馆的馆藏丰富,先生看到了古代地理学研究的生机,开始撰写《楚辞地理考》。钱穆(宾四)先生说:“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如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先生反对此说,认为宾四做学问未作认真的考证,忽略了各类考古材料,尤其是马王堆出土的文物都以事实证明了楚文化的丰富多彩,所以撰写《楚辞地理考》来反驳钱穆先生。并在《禹贡》古代地理专号上发表了《三苗考》辩驳钱穆先生。同时还发表一篇《古海阳地考》的文章反驳家乡潮州一部地理书。《三苗考》主要讲述了三苗往西北地区的迁徙,以及它同西羌的关系。这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是,先生运用考古学来证明古代民族的迁徙,这个问题前人没有尝试过,然而《三苗考》也遗失了。另外两篇重要的文章《新书叙目》以及《古史辨》第八册目录发表在《责善》半月刊,还有以《汉书》体例写的《新莽史》也开始编纂。以上论著的发表,使先生深为顾颉刚器重,从此先生跻身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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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2岁,先生承中山大学罗香林之嘱,将《潮州丛著初编》列为广州市在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并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印行。《广济桥志》(附《韩祠著述考》、《韩湘子辨》)等文章均收入丛著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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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38年间,先生的文章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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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溪考》收作《韩山志》附录二,刊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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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山辨》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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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影集残本跋》、《书李文饶到恶溪夜泊芦岛诗后》发表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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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仲琴先生合作撰《金山志》,作《金山志序》收入《固庵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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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收作《韩山志》附录三,发表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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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名称辨异》收作《韩山志》补遗,发表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后收录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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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发表于《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第七卷第六、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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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阳考》发表于《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第七卷第六、七期,1938年收录入《潮州丛著初编》,1975年以《海阳考》为名发表于曼谷的《旅暹潮安同乡会成立四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后收录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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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录〉笔受者之考证》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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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琏考》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1944年以《张琏考(中国殖民史上张琏疑案考实)》发表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南洋研究室的《南洋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后收录入2003年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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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青年时期,学术思想较为独立,不盲目信从各文学名家,对各位国学大师的书都有涉猎,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王国维(观堂)先生的学问,他认为其学问境界还只是比量,而没有现量,现量是很高级的境界,是有识再加上有亲证的悟。先生认为有点现量境界的惟有马一浮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在《自述为学次第》中,自诩其《齐物论释》为“一字千金”,其实现在看来,不仅不得正解,而且连比量都不够,是比附。但是先生也甚为佩服太炎先生的学问和文章,他觉得其《禹庙碑》掷地作金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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