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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苍夫如何，浩气弥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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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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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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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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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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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生20岁前后的诗歌，多已散失。从先生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老杜《北征》、《三吏》、《三别》，对当时国难当头，有感而发；另一类诗，是大量的抒发爱情的诗歌。先生亦开始创作他所擅长的骈体文，这个时期写了《韩山志自序》、《廷鞫实录序》等文，后来收录到《固庵文录》之中。与此同时，先生立志要为薛侃、郭之奇做年谱，因为他认为：“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薛侃年谱跋》）薛侃、郭之奇这两个人的人格、气魄都是先生所佩服推崇的，也寄托着先生自己对这种忠贞刚毅的爱国情操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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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题目为《广东潮州旧志考》刊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5号），北平：禹贡学会，1934年，第33至37页，计000字。是年，先生18岁。由于先生整理的《潮州艺文志》1935-936年在广州《岭南学报》的成功发表，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共计65万字，先生因此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潮州艺文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首次进行系统的著作实录，自唐代赵德《昌黎文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可以考证出来的潮籍名家著述，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一千多种，并附作者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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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中，先生也做了序言，其《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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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钝庵先生，平生致力考据之学。……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得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爱其体例详审，遂有《潮州艺文志》之作焉。是书著录凡九邑；而明代程乡、镇平、平远三县人书亦采入。以其旧属潮州，故录之以存沿革也。全书配隶门类，则遵《四库总目》。所列诸书，于其行间，辄录卷帙，兼载存佚，下则迻謄序跋，采证群言。至先君掸研所得，则为按语，殿于末简。盖其体例，全仿孙氏之书焉。十年以来，先君殚竭精力，勼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呜呼！先君于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惓惓潮州艺文。于表彰先贤之心，何其切也。顾乃不克尽其年，以成盛业，可痛也已！是编属稿，肇于乙丑，复历数载，始克裒录。写定者八卷，属草稿未录者又八卷。自明人集部以下。则未详崖略也。先君既殁，是编零乱箧衍中。宗颐惧其久而散亡，辄为条次，复依原目，旁事搜讨，欲为补订。以成先君之志；然以牵于人事，辍置者屡。今年春，因郑先生翼之介，获识黄仲琴先生。先生嗜古笃学，殷然以先君遗著为询。及睹是编，叹其网罗宏富，称为一郡文献之职志；复惜其未成书，深以继志述事见勖。宗颐佝瞀不学，而年未弱冠，何敢妄言纂述。惟以是书为先君盛业所在，尤不敢任其散亡。窃不自揆，爰勒全书为二十卷，加以订讹补遗。自稔于原书，虽无万一之裨；然得裒然成帙，稍酬先君之志，固可大慰于心矣。今距先君下世，忽忽三年。宗颐续理是书，追溯旧训，辄低徊绎思，弗能自已。而奋心寻检，迄于成编，则黄先生奖勉之忱，有以迪之，此又不能无感激于中也。是年，先生尊人饶锷生前《天啸楼集》刊行。共收入文章55篇，诗24首，分为五卷。郑国藩、杨光祖分别作了“序言”，先生写了“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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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9岁，经温丹铭推荐，聘请先生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先生成为这支纂修队伍中，年纪最轻的一员。广东通志馆收藏方志逾千种，位居全国第二位，先生运用目录学功夫，很快翻遍了该馆所有志书，为以后研究古代地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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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0岁，先生撰《广济桥考》发表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4期。先生开始与顾颉刚有书信往来。《顾颉刚年谱》记载：1936年11月29日将是年饶宗颐来信（11月6日）等，编为《通讯一束》。同时，先生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从艺文志转到古地理学的研究中去。期间，先生利用现有的资料，着手准备撰写《楚辞地理考》（此书于1940年先生24岁的时候在香港完成著述）以及《广东易学考》（三卷）（此书于1941年先生25岁的时候在香港完成著述），两本书后来由于战乱一度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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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馆的馆藏丰富，先生看到了古代地理学研究的生机，开始撰写《楚辞地理考》。钱穆（宾四）先生说：“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如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先生反对此说，认为宾四做学问未作认真的考证，忽略了各类考古材料，尤其是马王堆出土的文物都以事实证明了楚文化的丰富多彩，所以撰写《楚辞地理考》来反驳钱穆先生。并在《禹贡》古代地理专号上发表了《三苗考》辩驳钱穆先生。同时还发表一篇《古海阳地考》的文章反驳家乡潮州一部地理书。《三苗考》主要讲述了三苗往西北地区的迁徙，以及它同西羌的关系。这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是，先生运用考古学来证明古代民族的迁徙，这个问题前人没有尝试过，然而《三苗考》也遗失了。另外两篇重要的文章《新书叙目》以及《古史辨》第八册目录发表在《责善》半月刊，还有以《汉书》体例写的《新莽史》也开始编纂。以上论著的发表，使先生深为顾颉刚器重，从此先生跻身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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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2岁，先生承中山大学罗香林之嘱，将《潮州丛著初编》列为广州市在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并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印行。《广济桥志》（附《韩祠著述考》、《韩湘子辨》）等文章均收入丛著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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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38年间，先生的文章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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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溪考》收作《韩山志》附录二，刊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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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山辨》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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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影集残本跋》、《书李文饶到恶溪夜泊芦岛诗后》发表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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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仲琴先生合作撰《金山志》，作《金山志序》收入《固庵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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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收作《韩山志》附录三，发表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8年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中，后收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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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名称辨异》收作《韩山志》补遗，发表于《岭东民国日报》以及《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后收录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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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发表于《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第七卷第六、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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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阳考》发表于《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第七卷第六、七期，1938年收录入《潮州丛著初编》，1975年以《海阳考》为名发表于曼谷的《旅暹潮安同乡会成立四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后收录入1996年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以及2003年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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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录〉笔受者之考证》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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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琏考》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的《潮州丛著初编》，1944年以《张琏考（中国殖民史上张琏疑案考实）》发表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南洋研究室的《南洋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后收录入2003年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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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青年时期，学术思想较为独立，不盲目信从各文学名家，对各位国学大师的书都有涉猎，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王国维（观堂）先生的学问，他认为其学问境界还只是比量，而没有现量，现量是很高级的境界，是有识再加上有亲证的悟。先生认为有点现量境界的惟有马一浮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在《自述为学次第》中，自诩其《齐物论释》为“一字千金”，其实现在看来，不仅不得正解，而且连比量都不够，是比附。但是先生也甚为佩服太炎先生的学问和文章，他觉得其《禹庙碑》掷地作金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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