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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先生住在香港长洲岛上的“勺瀛楼”，不知哪来的神力，让他在短短五天时间内，便和完阮籍的82首咏怀诗。抒发对人生、羁旅、兴趣、心境等等的自身看法，他不拘于一人一家之说，有一种宇宙意识。先生在其小引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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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诗，惟阮公能尽其情，陶公能尽其性。东坡谪岭南，尽和陶诸作。余尤爱阮诗，欲次其韵以宣我胸中蕴积，庶几得其情之万一而未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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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先生在《与友论阮嗣宗诗书》中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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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忧患，更有甚于阮公者，使阮公复生，岂能无诗？余何敢知阮公，顾独不无类阮公忧患之心，故敢有和阮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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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反复强调其诗抒写忧劳的心声，是“抒哀乐于一时，表遐心于百代”。《长洲集》诗篇雄浑动人，先生的诗学观在这里一显无遗，“和阮非阮”、“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2011年4月，由陈韩曦、赵松元、陈伟评注的《长洲集》在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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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到香港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先生与吉川共游大屿山宝莲寺，唱和诗词。接着，吉川之学生清水茂也追随到香港向先生探求学问。先生用英文发表《韩江流域之畲民》；0月，再游南佛堂，从柴湾荡舟回来后，用溥心畲《海石》韵，作《龙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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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先生因出版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儒莲汉学奖，该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自此之后先生获得荣誉更是接踵而来，学术成就得到汉学界认同，在国际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主编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并第一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印出，先生为此撰写《唐写本〈文心雕龙〉》。先生对斯坦因藏卷第5478号的《唐末人草书〈文心雕龙〉残本》，进行检校，发现缩微影本中自《征圣》篇“或陷义以藏用”句之“义”字，一直至《宗经》篇“岁历绵暖”句止，出现漏字，先生怀疑是拍摄缺位所致。1964年，先生到法国时，顺道伦敦勘对原物，果真摄影出错，1979年，由潘重规取原册拍照，重印补缺。作《九龙古瑾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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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甲骨五堂之一董作宾65岁寿庆，台湾中央研究院拟出版《庆祝董作宾六十五岁论文集》，杨联升以《“龙宿郊民”解》一文庆贺。《龙宿郊民图》为明朝董源所作，但原图无题。“龙宿郊民”是董其昌鉴定该图为董北苑真迹后再题的。因而“龙宿郊民”典故出处议者甚众。先生阅读杨文后，即作《与杨联升论〈龙宿郊民图〉书》，发表于台北《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杨联升在文章前面加了《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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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至1962年间，先生撰写论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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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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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发表于香港《东方文化》第三卷第二期，以《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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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小史》，发表于《香港大学文学院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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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讴歌八首字诂》，发表于香港坐忘斋《词乐丛刊》第一集，后又重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词学》第二辑，以《张玉田〈讴歌旨要〉字诂》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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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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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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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书录解题稿》，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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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花间集〉版本》，发表于《东方》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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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髯客传〉考》，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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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间人所记海上行朝史料评述》，发表于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九龙与宋季史料》，又见台北《广东文献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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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宋史邓光荐传》，发表于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九龙与宋季史料》，后收录入《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饶宗颐史学论著选》，《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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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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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斋在词学及音乐上之贡献》，发表于《崇基校刊》第二十二期，又见《东方》第十二期，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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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琵琶谱〉读记》，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四卷第二期（早期敦煌琵琶谱研究的重要文献），后收录入《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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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发表于台北《清华学报》（台北）新二卷一期（学界第一篇介绍宋元琴史论文），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先生系撰写宋元琴史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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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香林先生新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兼论交广道佛教之传播问题》，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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