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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个人画展，李嘉诚出席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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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行个人书画展，书画集《选堂书楹联初集》、《饶宗颐翰墨》由香港艺苑出版社出版。《选堂书楹联初集》收录了先生所书对联共118幅，各种书体皆备。邓伟雄撰写《〈饶宗颐翰墨〉中的书法》一文，对先生的书法理论、书风等作了全面的介绍，其文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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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翰墨》这一本书画册，绘画占了很大部分的篇幅，因为二百件刊出的作品中，只有四十件是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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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四十件书法，却是极具代表性，可以见到不单止是饶选堂教授的书法造诣，也可以见到他的书法主张，因为其中一件，是他论书诗长卷，这一首用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青天歌》韵写成的长诗，把饶氏对书法的看法、主张都概括地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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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歌》这一首长诗，是因为今年在中国出土一件徐文长所书的长卷的再显于世，在出土之初，不少人以为是徐文长的诗作，后来才考出来是元代全真教的丘处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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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选堂教授对徐文长这个书法卷及这首丘处机的诗，做过不少研究，并曾发表文章讨论它。在十余年前，他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之时，“自顷旅居，久疏笔研，惟暇复抚琴，睡足饭饱，重温去岁此作（选堂教授书青天歌卷），弥有所悟，用广其意以论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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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跋语中，提及抚琴，是因这一首论书诗，表达他今年对书法之体悟，以为书法一事，尤其行草之作，与音乐之韵律节奏，有极其相关之处，所谓“乍连若断却贯串，生气尽逐云光驰，一波一撇含至乐，鼓宫得宫角得角，肥瘦干湿浑相宜”（论书诗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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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选堂教授之以书法相通与音乐之论点，实开论书的一个新观点，也可以作为百艺之理皆相通之明证。古人书画同源，其实书、画、篆刻、音乐、雕刻等，何尝不是同出于一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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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饶宗颐翰墨》一书中的其他书件，真是各体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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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选堂教授在甲骨学中，著述甚丰，较之昔年研究甲骨之“四堂”——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及董彦堂，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四堂之中，唯罗雪堂、董彦堂能甲骨书法，罗雪堂以金文笔法写甲骨，董彦堂书甲骨，则以肥厚为主，饶氏书甲骨，着意在甲骨文的古拙笔意，而用笔不拘于丰厚或瘦硬。是罗雪堂、董彦堂、简经纶、叶玉森、丁辅之诸家之外，另一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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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氏对楚国文化，著述亦多，对楚国传世的名迹“缯书”，亦有不少专著，他对楚缯书中的文字的书写，时有涉笔，曾有论近世书法者云，中国当代能写缯书者，台湾王壮为氏及饶选堂教授，可称并世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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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简牍书法，由昔年出土之流沙坠简，到今日新出土之竹木简，饶氏都有深入研究，临摹汉简的书写，亦时有所作。汉简本是西陲军民人等手笔，而饶氏以文人气韵之笔触，写古人俗书，不入古意而有创意，是他广为人知的一种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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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选堂教授除了对古文字的书写着意研究之外，他早期书法，是植基在唐朝欧阳询及颜真卿两家，尤其于欧书九成宫醴泉铭及颜书麻姑仙坛记下过很深功夫，到现今，他的行楷书，结体近长方形，有轩昂之态，就是受到欧阳询书法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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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碑之外，他对龙门造像、爨宝子、前秦广武将军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魏晋碑刻，也一样下过很大功夫。《饶宗颐翰墨》这本书画册之中，有几幅碑体的字，可以见到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而饶选堂教授的碑体书法，一洗清代写碑体的人那一种狰狞习气，但亦没有赵撝叔之后，写北碑者剧媚之态，他用了行草书笔意来中和碑刻字体的板刻，为写北碑者开一新路。书画册中有一幅北魏《王苌墓志》，可以窥见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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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因吉金栗石的书体盛行，不少书家变得专趋尚古，而少注意及行草书法，但饶教授却力主不偏废任何一时代的有特色作品，故他于明末清初书家的行草书法，绝不因其时代较晚而忽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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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所著之《论书十要》中，就有一则提及晚明书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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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论明代书法一则云：“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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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对明末清初之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陈老莲、八大山人、王觉斯等人的书法，都着力吸取其变幻多端之结体，神龙夭矫的行气，干湿变动的笔法，这一些都一一融入在他的行草书中，故此他的行草书法，在强烈之自我面貌之中，见到晚明书风的奇气。已故冯康侯老师昔日曾云饶教授所书的行草书，带有黄道周、王觉斯之奇变，又有章草古朴之意，奇正相生，自成面目，确是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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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饶教授又再转向隶书的书写，他本来对汉简书体，浸淫不少年月，而对新近出土的秦汉简帛诸书，更是悉心研究，他以为这些新出土秦汉书法墨迹，“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折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他就是在这一些秦汉人真迹中，参以秦汉诸刻，尤其是张迁、华山、乙瑛、孔宙诸碑，求取汉隶之真貌，故此其隶书浑厚古朴，于拙重中取意，又成他近年书法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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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书法为真乐，以为“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乐不啻逍遥游”。故其书纯为自然流露，自更胜于斤斤于点画筑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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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先生应邀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法国远东学院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并第一个在会上演讲，介绍牙璋在国内外分布情况，引起考古界同仁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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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第二届赋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先生在会上作了《赋学研究展望》的演讲。对赋学研究论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言志类赋之独立研究、赋音佚书之辑录、赋与图关系之研究、赋之文化史研究、赋与修辞学之研究以及赋学纪事之作等方面进行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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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籍考》经先生修订，并补入新发现资料易名《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篇），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1963年出版的《词籍考》的修订本，全书共十二卷，分“别集类”、“总集类”、“外编”三部分。先生在《后记》中对该书的修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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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词籍考》于1963年2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印行。其时新增订本《全宋词》五册与《全金元词》皆未问世。明以前词人别集，勾稽整比，其事维艰，兹编摭拾丛残，条理粗具。今修订再版，益以总集，及外编词评、词乐、词韵之属，以存自唐五代讫于金元词书之全貌，易名为《词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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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万达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为该集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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