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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似乎未见有人译出；就算译出，恐怕可能引起人们的喝倒彩，因为怕死的人实在太多！在中国，儒家撇开死而不谈，偷懒地说：“未知生，焉知死。”死给完全抹煞了！庄子把死生看成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的流弊。南方人最忌讳“死”与“四”的谐音，不敢面对死的挑战。人类之中，中国是最不懂什么是“死”的民族，连研究死的问题的勇气都没有，真是可笑？人的灵性差别之大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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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吟咏一下波斯、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的警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一水饮人分冷暖”，甘苦自知，不用我来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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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由Orchid说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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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吸引人的植物，莫如orchid了。人们赐予她以嘉名，呼为胡姬；从这个称号看来，好像把美人的名用之于香草。可是胡姬花的特点，以色而不认香；和中国人所爱好的兰，号为“王者香”，似乎是两样不同的风格。记得庞德（Ezra Pound）的诗句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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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ed…drifted Precipitate,Asking time to berid of…Of his bewilderment;to designate His new-found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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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诗最后一行，提出要new-found的orchid.在什么地方才可找到如庞德所说新的兰花呢？我想不如向古人的园地中去寻觅，这样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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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兰花，自古以来，即被歌颂着。屈大夫说过：“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琴操有《猗兰》，相传孔子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与众草为伍，伤其如贤者之不逢时，故作此操。梁末，会稽人丘公明，隐于九嶷山，妙工楚词，对幽兰一曲，尤为精绝。《碣石调·幽兰》一谱，即由他流传下来，旧写本现藏日本。绘画史上兰的名作，要算宋季郑所南绘的兰，现存于大阪。寥寥数笔，不着土地，充分表现他的民族意识。昭明太子云“兰之生谷，虽无人而犹芳”（《陶渊明集序》），拿兰来譬喻陶潜清高的人格。画家写兰，有时象征孤芳自赏的心情，金寿门题郑板桥的墨兰诗云：“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暗示士不遇的感喟，这是很被人传诵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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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兰花入画，未知起于何时。南宋初邓椿的画继（卷三），说到他本人曾于李骥家中，见过米芾一幅夜游颍昌西湖所作的画，“乃梅松兰菊，相因于一纸之上，交柯互叶，而不相乱”，“实旷代之奇作”。这是以兰入画的较早记录，应是一般所谓“四君子画”的前驱。（后人言四君子，取“竹”以代“松”。）南宋后期的杨无咎（补之）、赵孟坚（子固），画兰都是能手。赵氏写有兰谱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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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向学补笔法，数载后，承友人携至花光兰蕙各一本，并藏之久矣。每临窗挥写，日不暇食。然蕙一干七八头，兰一木一花，有秋兰亦类蕙五七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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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言，墨兰的画法，可追溯至北宋的花光和尚。花光即以写墨梅著名的仲仁。他和黄山谷是极好的朋友。山谷集中有花光为其作梅七言排律。花光把兰与蕙分为二种，似乎和山谷的见解不无关系。山谷写过“兰说”一篇，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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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生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同生而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然兰蕙之才德不同，兰似君子，蕙似士夫，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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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一干而一华者兰，一干而五七花者为蕙，与赵子固所述花光的兰蕙，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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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言“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司马相如《子虚赋》曰“蕙圃衡兰”，将兰蕙分开。蕙是薰草，为唇形植物。颜师古注谓：“兰即泽兰”，乃属菊科。诗溱洧：“士与女，方秉蕑兮”。蕑即是兰。楚辞的兰，注家多以泽兰说之，如谢翱的楚辞芳草谱，即其一例。山谷兰说亦引楚辞为证，朱子独非之，著其说于楚辞辨正，略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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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亦云似泽兰，今处处有之。蕙则自为零陵香，尤不难识。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而花有两种如黄说者，皆不相似。……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时而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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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兰，楚辞的兰，都指泽兰，乃属于菊科之兰草，即Hemp Agrimony，其香在茎叶，故可纫而佩之，今之春兰，香在花而不能佩。山谷所指及花光所写之兰，则是春兰，原属兰科，二者釐然大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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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地位，被人抬高，和屈原似有深切关系，宋人开始写兰，亦与宋时楚辞学的发展不无因缘，吴仁杰著《离骚草木疏》一书，即隐寓薰莸异臭之旨。仁杰为淳熙进士，朱子之门人。朱子注离骚，同属此时，二人的用心略同。惟仁杰书仍采山谷之说，对于兰之为泽兰异于春兰，仍未能深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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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谱之书，《群芳谱》所引，不一而足，此外王寅《兰谱论》写叶之法，须合刚柔，陈逵《墨兰谱》，旧说有凤眼螳肚诸名色，文人墨戏，宁拘成法。清季许鼐龢著《兰蕙同心录》，举常州屠氏（用宁）有《兰蕙经》，余姚黄氏有《兰蕙谱》等书，余皆未见过。许氏之书，详其品目，皆属春兰。又备述种兰养花经验，更为难得，惟题曰《楚骚遗韵》，仍蹈前人之习。自花光和尚以后，画家写春兰，而题以离骚纫兰和香草，把兰科的春兰与菊科的泽兰，误混在一起。可谓不辨菽麦。如果有人图绘星洲的Orchid而题上滋兰九畹一类诗句，岂不笑破肚皮。春兰之认作泽兰，习俗积非，至今不改，虽有朱子纠正于前，李时珍指摘于后，至吴其濬亦把这一问题，交代得很清楚。可是写兰的人仍然不去理会，岂非艺术与求真二事完全脱节，这是需要再行澄清一下。写兰和写竹，已成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传统，大家已惯写春兰，在艺术本身自有它的独立价值，可是题句，似乎不妨加以斟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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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季羡林传》作序，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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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辩士型，还有探险家型，或者是会计师型……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即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好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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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物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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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坤卦》的文字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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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被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第一届终身艺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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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山大学题写“郁文堂”并作关于“郁文堂”中“郁”字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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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先生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词与画·唐宋词三百首》题签并作序文，并且为其中李繤的《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障）、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朱敦儒的《好事近》（摇首出红）以及吴文英的《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配画，将词作作为书画的题材，表达词中的“词意”，作为心理“词余”、“书余”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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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3年，先生就曾作《诗意与词意——以词入画》一文，阐释了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词意”，此文后来收录入《澄心论萃》，在其中先生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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