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6824
我的精神自传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1706116825
1706116826
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1706116827
1706116828
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1706116829
1706116830
我对“文革”的预感
1706116831
1706116832
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1706116833
1706116834
这是由我当时的经历与处境决定的。我那时在安顺卫生学校教书，可以说多是非常认真地在教书，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校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为一件事我们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起来。那个校长是个很老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与省委书记发生冲突被贬到我们学校，当然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小语文教员看在眼里，还要摆出马列主义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经据典把我训了一顿。偏偏我年轻气盛，也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自然不服气。不服气不说，还跑到寝室拿来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这位校长据理力争。他当然辩不过我，下不了台，就利用权势来整我。当时我们教工团支部正在评选五好团员，本来我的呼声很高，校长一干预，自然就没有选上。这还不说，他还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来监视我，说钱理群家庭出身反动，你们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这位老师为人非常正直，就把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和这位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1706116835
1706116836
这是我第一次和权力者、权势发生冲突。我当然不服气，而且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时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觉得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可能有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和这位当权者斗争，既然你布置人监视我，我就准备整你的“黑材料”，这位校长每次讲话，只要我觉得有问题我就记下来，我认定这样的校长尽管自认老革命，却利用权势整群众，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706116837
1706116838
就在我和这位校长暗中斗争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党支部书记，来了没多久，就和这位校长发生了矛盾，听说我反对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党是理解你、支持你的。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终于得到党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这个支部书记发生了冲突。我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有点毛病，一辈子总是不断地与领导和权势者发生冲突。我和领导的关系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总是得到领导赏识，因为我确实能力比较强，做事也认真。第二部，因为我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欢提意见，动不动就顶撞领导。把领导得罪了，于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领导整。我几乎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命运。当时校党支部准备发展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入党，这位老师有点假，比如他在一次学雷锋的讲用会上说，他像雷锋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远了，其实他是个近视眼，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老师们都在背后当笑话说。但党支部却要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要开会征求群众意见，谁都明白这不过是走过场。就我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反对。我一开炮，所有的老师，包括党员都支持我，弄得支部书记很狼狈，暗地里把我恨死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他是支持我的。
1706116839
1706116840
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是凑巧，当时我因为到农村劳动，得了传染病，住在医院里，正发着高烧。我在报上看见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立刻准备写那位校长的大字报。结果我的大字报还没有贴出来，那位校长就先组织写大字报，公布我的档案材料，把我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漏网右派”（反右运动时我被内定为“中右”）揪了出来。而且很快发生了我在前一讲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因为同情我而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我被揪出来没多久，校长又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当年得罪的省委书记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下令再度把他打下去，和他本来有矛盾的支部书记自然也借机对他下手了。
1706116841
1706116842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开始发生在贵州小城的这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它至少说明，“文革”的发生，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党内关系的紧张相关的。我曾经说过，在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所有的人，亿万人，都卷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必须做出解释的。在我看来，各种人从不同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复杂，要做具体研究、具体分析。就我的体验，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卷入“文革”，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当时的一些问题，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与上层的卷入，是不一样的。
1706116843
1706116844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我看到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以家庭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一点我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你们看，无论是那位校长在“文革”前整我，还是“文革”一开始把我揪出来，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这一条。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视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跟学生关系太好了，所以学生都要求我当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当班主任，但就不让我当。后来我提出申请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处心积虑要和党争夺青年，不让你当班主任你抢着当。这些事情今天都很难理解：现在是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而那时当班主任也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是一种权利，我这样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当班主任的。连谈恋爱都很困难。因为家庭出身是要连累到后代的，当时什么事情都要查三代，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又跑到台湾去了的人结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我却偏偏不安分守己，还爱闹事，人们都认为钱理群是很危险的，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这样的由出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1706116845
1706116846
前面说过，我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劳动，我那个班当时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社来社去班”。他们都是从人民公社招来的，毕业后再回到人民公社去。这些学生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出身都比较好，但他们却感受到另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对农民、农村人口的歧视：一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城市还是农村？所以我的这些学生，尽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们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感受到另一种形态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别。
1706116847
1706116848
还有一类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是领导怎么讲他就相信什么，还要自己想一想。而且这样的人，能力都比较强，或许还有点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层领导，常常和领导发生冲突。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划右派就有一条标准，就是：凡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对党，就是右派。因此，这些顶撞基层领导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倾向的人。我与校长发生争论，校长敢于派人监视我，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而我当时和校长辩论，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我也来引经据典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垄断的，解释权只属于党员领导，像我这样的小小教员怎么可以随意乱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何况我还要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反驳领导的意见？这本身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时类似我这样的有点独立性，因而被基层领导视为异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很多的，几乎各单位都有，他们平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经常被领导“穿小鞋”，“文革”一来，他们的卷入，几乎是必然的。当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革”开始，被领导揪了出来，打成“反革命”，就只能铤而走险，也起来“造反”。
1706116849
1706116850
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1706116851
1706116852
因此，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是作为领导眼中的“右派”被揪斗的。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们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整“各级党组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解决“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看来，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显然是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受压制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层群众，即他命名的“革命派”，来冲击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传达到并不知道斗争背景的基层，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获得了一次解放！后来，我也果真获得了“平反”，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群众”，获得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面瘫痪。
1706116853
1706116854
这都是历史当场的感觉与感受。今天回过头来看，自然会有新的反省与反思。
1706116855
1706116856
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第二次“解放”
1706116857
1706116858
到1967年1月，毛泽东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为样板，在全国发动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到了贵州安顺这样的基层，就变成了“夺公章”的闹剧。而实际上，是将文化大革命引入“全面内战”。我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之一》里，有过这样的描述：“群众中分裂成各种派别，各派打得你死我活，目的就是夺权，就是争夺那个公章。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的一分子，可以享受各种权利；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利。这是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无法保持中立的立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全盯着这个‘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种权力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念。一个是这个‘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1706116859
1706116860
正是在这样的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北京发生了众多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当时称作“二月逆流”事件。按今天的说法，这是党的高层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展开的一场斗争。在一些基层则是继“文革”初期之后，第二次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搞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对前一段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进行报复。我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就这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而且很快影响到我自己：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突然宣布对我的“平反”无效，他们抛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我的“反革命罪证”，主要是我写的一些所谓“黑诗”，其中一首是写我的一个奇思异想：如果能够“一筋斗翻到西雅图”，到地球那一边的美国去玩玩，多有趣！批判者则说，这是我的“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在“文革”中美国是被视为“天字第一号敌人”的，我居然想（哪怕仅是想象）到美国去，这自然是反动透顶，我自己都觉得难以辩解。——其实在60年代，我还有一个到欧洲旅行的“梦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宣扬，否则就更是“反动透顶”了。我的欧洲梦直到退休后，也就是四十年后才得以实现；而在当时，我却要为自己的美国旅游梦付出代价：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被剥夺了刚刚得到的一切权利，重新成为“专政”的对象。
1706116861
1706116862
随着当时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与反击，117号文件发布，为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这样我就第二次获得了“解放”。
1706116863
1706116864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1706116865
1706116866
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1706116867
1706116868
终生难忘的“逃亡”
1706116869
1706116870
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1706116871
1706116872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
上一页 ]
[ :1.7061168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