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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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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难忘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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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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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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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坐火车逃到贵阳,本来准备坐飞机直接去北京,这样就可以最快地逃脱追捕。但当时买飞机票、住宿都要有单位证明。我预先准备了一份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学生帮我制作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用假证件,就紧张得不得了,那位售票员只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坏了,以为被他看出破绽,连忙逃跑。旅馆也不敢住了,贵阳火车站也不敢上,就跑到贵阳南站,在旁边的石头山上去露宿了一晚。那真是难熬的一夜,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九岁),竟然成了一个逃亡者,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我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连恋爱都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死了,实在于心不甘,我不能自杀,就决定到北京去告状,当时还是寄希望于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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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何尽快离开贵阳:我估计学校已经发现了我的逃亡,一定要派人到贵阳来抓我。而当时贵阳要上火车的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情急之中,我决定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在火车开动的瞬间,跳了上去,紧扒着车门外的手把,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扒火车,所以车站上的人也不管。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山洞时,空间突然变得非常狭窄,而且浓烟倒流,憋气得很,过一回山洞,全身都熏黑了。而贵州的山洞又特别多。而且长久地挂在车厢门外,稍有不慎,或支持不住,一松手就完了。后来车厢里的人看我实在太可怜了,就把门打开让我挤进去。坐下来,问身边的人: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会不会是来抓我的?真的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车到了桂林,不敢再坐下去了,就跳出来。和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流浪儿童混在一起。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车上、车站上什么人都有,我认识的这个流浪儿童,其父母好像也是广州军区的什么干部,文化大革命被关了起来,他就到处流浪,自然比我有经验,反过来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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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还是设法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没想到火车到了郑州,突然停下来,上来了一群戴着钢盔的“文攻武卫”队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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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被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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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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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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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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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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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实行“围剿”政策。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工厂,这个厂的周围都是山,山上由全副武装的“群众专政队”控制着——现在,他们所有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铁棍,而是由军分区发放的机关枪。当时我参加了宣传队,要到被包围的车间去演出,经过一片开阔地,只见子弹横飞,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一阵猛跑,就冲过去了。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路过工厂的人,要从封锁线过,我劝他不要走,他说有急事,非从那里过,结果就中弹倒下了,我冲过去把他救回来,他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死在我的怀里,我全身的衣服以至内衣全都被他的鲜血浸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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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血腥味,第一次面对无辜者的死亡。这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血的历史教训”,就是和这样的“血的记忆”连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不管用了什么名义,就是因为我曾经直接面对无辜者的死亡,任何为杀害无辜者的行径辩解的说辞,我都从中嗅到了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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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我们这些“红色政权”的反对派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封锁圈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很快就要全面清剿我们困居其中的工厂,我们只得连夜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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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正下着暴雨。我们就在夜色和风雨声的掩护下,从严密把守的两山之间,悄然无声地偷越而过。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我一生经历了不少险情,这恐怕是最危险的一次。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是看惊险电影或电视,但我们当时都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而且非常地狼狈。一出门我的鞋就掉了,而且完全不习惯于走泥泞路,走一步滑一步,还是一位青年工人把他的鞋脱下,让我穿上,我至今还感激这位似乎是姓沈的师傅,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宣传队里。在患难中我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以及其他阶层的朋友,和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这或许对我以后的价值立场也有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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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正好当时部队换防,来了一支原来驻云南的野战部队,或许是党内、军内斗争的缘故,他们到贵州来,就支持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当晚就撤退到部队的营地里,得到了保护。后来听说曾有满满一车“文攻武卫”队员到我所在的学校捉拿我,幸亏我躲在兵营,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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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兵营不久,就写了一首诗。诗云:“千炮轰,万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一个个比钢硬,比铁坚,顶天立地堂堂英雄汉。一身单衣,一本宝书,无牵无挂,任围追堵截,任血腥屠杀,老子只有一句话: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这一百多斤又算个啥?”这里讲“千炮”、“万弹”自然是文学的夸张,而“老子”云云,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但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却是真实的。而经过这样一些磨炼,得出的结论却是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尽管这也是真诚的,却包含了应该吸取的某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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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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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人,参加造反派,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因为在保守派的眼里,我永远是“反革命”,只有造反派才同情、支持我,为我平反;同时,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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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底层反抗感情里有很强的狂热和盲目的成分,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抗,因而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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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我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读鲁迅的著作,看到他在一篇题为《杂忆》的文章里,提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问题在于,在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受到“强者的蹂躏”而产生的“怨愤”里,除了“愤怒”,还蕴含着“怨毒”,前者可以引发出正大光明的反抗,而后者却是一股邪气,很容易被利用,引发出疯狂的破坏。因此,鲁迅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励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许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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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歧途,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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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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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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