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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10 “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歧途,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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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12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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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14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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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16 “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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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18 这样的独立观察、思考与探索,发生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是载入了党章的,突然之间“接班人”成了“叛徒”,于是,“文革”中制造的许多神话,都轰毁了,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重新思考一切。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沙龙”散布各地。在我的周围,也慢慢地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最近其中一位成员,写了文章,有这样的回忆——“在我们这个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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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0 当时我就在这所师范学校里教书。前不久我回到小城,故地重游,确实感慨万分。当年的种种情景,都一一重现。正像回忆中所说——“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待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擅烹调,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就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就啃着手中的干饼。以致后来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冈,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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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2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地讲,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家分散地偷偷溜去听讲,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有时,为了不太招人耳目,我们干脆到外面,沿着傍湖小路,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或者干脆爬上临近的小山,在那远避尘俗的地方,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猜谜、打鸟、野游、朗诵,以至什么‘碰灯笼’之类的游戏等等。至今我仍记得的,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有那么一个夜晚,在依次朗诵了郭小川的诗、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等等之后,主人余兴未尽,竟找出一封朋友的来信中抄录的文章片断,当众朗诵起来。那苍劲浑重的男中音,从那厚实的胸膛里发出来,伴着信中慷慨激昂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地落在我们心上,悄悄地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翻涌起阵阵难以平静的心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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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4 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我在这些青年朋友中的印象——“那时的钱师(这是年轻朋友对我的共同称谓),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现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并经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个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以上回忆见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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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6 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从前面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其余都只受过中学、小学的教育,但都喜欢读书,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其身份而言,只有我一个人是中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代课老师、待业的零工,是真正的底层的边缘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所培育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尽管面临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思想困惑和混乱,却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大的激情与责任感,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且有了这样的自觉:这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一封通信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无疑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都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野崖致箭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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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8 这段话表明,当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当时谁也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但“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已经不能再按“文革”的路走下去,必定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寻找新的出路,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但敏感到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而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推动这个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变革做思想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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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0 问题是到哪里去“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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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2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座小城的“民间思想者”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且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一些朋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而我们这批人则“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思潮”。——正像一位朋友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其实是预伏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不同路向的:前者逐步“通向现代西方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后者则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参看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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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4 而我们这些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的民间思想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获得独立研究、思考,重新检验、判断一切的权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思想理论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前引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封通信里的这段话——“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将遇到许多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实践过的。可以肯定,这一代革命者,不但负有进行革命实践的任务,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任务。这不是狂妄,每一个青年,只要他愿意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敢于想,应该想,这是唯一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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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6 “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检验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合符今天阶级斗争情况的经验和理论,而一定要否定那些已经被发展着的历史抛到后面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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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8 “我们要一面清除那些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一加以审查,一面把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武器、工具收集起来,加以改造。有人会说我们对废墟清除得太厉害了,对前人留下来的成果改革得太多了,他们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会指责不应该对继承下来的现状有所保留,他们要全盘否定前辈流血流汗留下来的所有成果,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原来是更加守旧、更加落后的丑陋建筑。无论如何,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就是在这种种人的叫骂的喧嚣声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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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0 这篇通信还理直气壮地为“非正统”与“不满现状”辩护——“能够继承事业的,历来不能百分之百的‘正统’。历史一再证明,号称‘正统派’的,又吓人,又可怜,拉大旗,作虎皮,其实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早就丢得精光,只剩下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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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2 “不满有两种:一种是希望回到过去,一种是希望创造更好的未来。如果对一切都满足了,那么,还搞什么革命呢?查一查人类历史,‘不满现状’不也是一种伟大的动力吗?”(晓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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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4 那一夜,或许正是这样的公开宣示对现状的不满,敢于向“正统”挑战的气势,让我们这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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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6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命名: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者,非正统的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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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8 这样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被宣布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予以取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是极其狭窄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则一律被视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事实上被束之高阁。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解释与发展就成了一种权力,而且为一部分人所垄断。我与校长在对马克思著作理解上发生分歧,竟被安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原因即在我对解释权的僭越;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少数领袖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问津。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这批无权无势的民间思想者,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宣布要“重新审视”已有的一切,并要自觉担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都必然被视为叛逆,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行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群人一开始聚集在一起,就处于当地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下,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有的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其骨干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清楚的,也可以说,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作出“民间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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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0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失败,在民间思想者中日益增长着对现状与理论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又显得比较保守,不合时宜。所以,如前引通信中所说,我们当时即意识到必须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者,又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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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2 这就说到了我们和小城里的另外一些民间思想者的分歧。这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那些深受西方自由、民主、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朋友,自然着重于对“文革”的非人道、反人权方面的批判,他们因此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我们对“文革”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我们也是“文革”中被压抑、迫害的对象,对“文革”中的反人道行为,我们自己就深有体会,但我们却把它视为“过分行为”,是“革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此,我后来有过一个反省,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自己直到80年代才对“文革反人道、反文化”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所谓‘代价论’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并因为自己曾以‘代价论’容忍了文革中的许多暴行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关于文革记忆与研究的通信》)。这样的自责,不仅是为我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更是为这样的局限,还影响了我周围的年轻人,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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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4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极度反感,在前引通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发展中,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除非革命不再发展,才可能使野心家和阴谋家长久地占据领导地位。运动越深入,革命越发展,就越没有他们的地位。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类人不可能长久,也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被打倒的也心存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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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6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当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列宁的后期思想。为此,通读了列宁1916年末至1923年几乎全部著作,作了详尽的摘录,准备系统地进行“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首先讨论的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义”问题。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列宁后期思想探讨之一》一文里,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人们常常喜欢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专政的确立就是对于民主的否定。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专政与民主,这是对立的统一,专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最充分的民主。人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相对于敌对阶级而言。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那么,这个专政就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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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8 而我们当时所理解、所追求与向往的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民主三原则:“废除常备军”、“实行全面普选”、“废除高薪制”。在一篇题为《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里,这样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官僚机构的重叠繁复,专政不是专制,民主集中也不等于民主集权。”因此,我们对列宁后期以“改造国家机器的职能,促成官僚机构逐渐消亡”为核心的国家学说,感到极大的兴趣,在文章里一再引述:要“使所有的政权机构,从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变成为社会服务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订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机构绝不是‘官僚的’机构”,“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检察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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