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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4 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我在这些青年朋友中的印象——“那时的钱师（这是年轻朋友对我的共同称谓），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现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并经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个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以上回忆见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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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6 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从前面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其余都只受过中学、小学的教育，但都喜欢读书，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其身份而言，只有我一个人是中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代课老师、待业的零工，是真正的底层的边缘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所培育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尽管面临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思想困惑和混乱，却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大的激情与责任感，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且有了这样的自觉：这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一封通信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无疑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都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野崖致箭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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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28 这段话表明，当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当时谁也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但“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已经不能再按“文革”的路走下去，必定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寻找新的出路，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但敏感到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而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推动这个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变革做思想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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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0 问题是到哪里去“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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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2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座小城的“民间思想者”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且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一些朋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而我们这批人则“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思潮”。——正像一位朋友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其实是预伏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不同路向的：前者逐步“通向现代西方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后者则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参看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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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4 而我们这些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的民间思想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获得独立研究、思考，重新检验、判断一切的权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思想理论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前引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封通信里的这段话——“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将遇到许多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实践过的。可以肯定，这一代革命者，不但负有进行革命实践的任务，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任务。这不是狂妄，每一个青年，只要他愿意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敢于想，应该想，这是唯一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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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6 “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检验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合符今天阶级斗争情况的经验和理论，而一定要否定那些已经被发展着的历史抛到后面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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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38 “我们要一面清除那些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一加以审查，一面把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武器、工具收集起来，加以改造。有人会说我们对废墟清除得太厉害了，对前人留下来的成果改革得太多了，他们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会指责不应该对继承下来的现状有所保留，他们要全盘否定前辈流血流汗留下来的所有成果，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原来是更加守旧、更加落后的丑陋建筑。无论如何，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就是在这种种人的叫骂的喧嚣声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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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0 这篇通信还理直气壮地为“非正统”与“不满现状”辩护——“能够继承事业的，历来不能百分之百的‘正统’。历史一再证明，号称‘正统派’的，又吓人，又可怜，拉大旗，作虎皮，其实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早就丢得精光，只剩下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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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2 “不满有两种：一种是希望回到过去，一种是希望创造更好的未来。如果对一切都满足了，那么，还搞什么革命呢？查一查人类历史，‘不满现状’不也是一种伟大的动力吗？”（晓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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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4 那一夜，或许正是这样的公开宣示对现状的不满，敢于向“正统”挑战的气势，让我们这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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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6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命名：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者，非正统的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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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48 这样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被宣布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予以取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是极其狭窄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则一律被视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事实上被束之高阁。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解释与发展就成了一种权力，而且为一部分人所垄断。我与校长在对马克思著作理解上发生分歧，竟被安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原因即在我对解释权的僭越；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少数领袖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问津。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这批无权无势的民间思想者，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宣布要“重新审视”已有的一切，并要自觉担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都必然被视为叛逆，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行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群人一开始聚集在一起，就处于当地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下，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有的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其骨干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清楚的，也可以说，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作出“民间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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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0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失败，在民间思想者中日益增长着对现状与理论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又显得比较保守，不合时宜。所以，如前引通信中所说，我们当时即意识到必须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者，又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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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2 这就说到了我们和小城里的另外一些民间思想者的分歧。这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那些深受西方自由、民主、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朋友，自然着重于对“文革”的非人道、反人权方面的批判，他们因此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我们对“文革”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我们也是“文革”中被压抑、迫害的对象，对“文革”中的反人道行为，我们自己就深有体会，但我们却把它视为“过分行为”，是“革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此，我后来有过一个反省，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自己直到80年代才对“文革反人道、反文化”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所谓‘代价论’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并因为自己曾以‘代价论’容忍了文革中的许多暴行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关于文革记忆与研究的通信》）。这样的自责，不仅是为我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更是为这样的局限，还影响了我周围的年轻人，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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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4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极度反感，在前引通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发展中，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除非革命不再发展，才可能使野心家和阴谋家长久地占据领导地位。运动越深入，革命越发展，就越没有他们的地位。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类人不可能长久，也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被打倒的也心存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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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6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当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列宁的后期思想。为此，通读了列宁1916年末至1923年几乎全部著作，作了详尽的摘录，准备系统地进行“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首先讨论的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义”问题。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列宁后期思想探讨之一》一文里，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人们常常喜欢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专政的确立就是对于民主的否定。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专政与民主，这是对立的统一，专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最充分的民主。人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相对于敌对阶级而言。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那么，这个专政就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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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58 而我们当时所理解、所追求与向往的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民主三原则：“废除常备军”、“实行全面普选”、“废除高薪制”。在一篇题为《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里，这样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官僚机构的重叠繁复，专政不是专制，民主集中也不等于民主集权。”因此，我们对列宁后期以“改造国家机器的职能，促成官僚机构逐渐消亡”为核心的国家学说，感到极大的兴趣，在文章里一再引述：要“使所有的政权机构，从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变成为社会服务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订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机构绝不是‘官僚的’机构”，“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检察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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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60 我们当时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民主”，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这样的几乎是先天的优越感或许妨碍了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心态去吸取、接受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形成了某种局限。更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没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中跳出来，我们所期待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与条件下的“民主”。正像我在为当年的年轻朋友写的一篇书序里所说的：“那时候，不用说突破，连思想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推进，都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与激烈的争论。这种半是奴隶、半是挣扎的思考，是今天的年轻的读者所难以理解的。他们看到我们当年的手稿，定会觉得陈旧而新意无多；作为当事人，只能报以苦笑：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初哪怕很小的一步，也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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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62 我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还作了这样的评价：“从根底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像我们小组的成员，除我一人之外，都是才读过小学与中学的‘半大孩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熔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性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反差，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思想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价值意义’。”（《篮子著〈山崖上的守望〉序》）——这样的评价自然也是适用于我们那个小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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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64 对我个人来说，这一段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有什么理论的根底的话，那就是我在“文革”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阅读、研究上下过一点工夫，而且我们当时是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学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恩格斯是这样说的：“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最终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这样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在我看来，是与鲁迅精神相通的：如前所说，“文革”期间，鲁迅著作正是我阅读与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鲁迅对“精神界战士”和“永远的革命者”的召唤，对于我，也同样是刻骨铭心的。这几乎注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道路。在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里即引述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作为我对鲁迅思想的一种理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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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66 “文革”后期的这段“民间思想村落”的批判性思考，对我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也许是更为深刻而重要的。记得当时我曾确定了自己的“三个座右铭”：一是鲁迅引用的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是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是“文革”期间发现的鲁迅的佚文）里的话：“永远进击”；三是“文革”中盛传的毛泽东的话：“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同样也决定了我后半生的生命选择与生命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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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68 终于走上了学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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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70 “文革”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了。它既是我们所预感的社会大变动，却又与我们的设想、期待不完全相同——我们毕竟只是底层的民间思想者，对于历史发展的大局，始终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这批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仍决定投身进去。但在用什么方式参与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进入体制内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则坚持在体制外的民间立场，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中国改革运动的一个设想的：它应该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推动，以形成国家与民间的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但具体到我们这批人的选择，即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身到哪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争到我这里，叫我表态。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北大研究生，自己也处于极度矛盾中。我这个人，由于“文革”的教训，对当权者始终心怀疑虑，我认为中国的希望，仍然是而且只能在民间，在人民之中，在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无私地、勇敢地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战士身上。当然，我也深知，这些“战士”是复杂的，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这也是“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但我强调，不能因为预见到他们未来的分化而对他们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唯一的正确态度是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斗争中结识真正的战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的话，必然要走支持民间社会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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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6972 但是，“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教训，却使我对政治本身产生疑惧，在这方面，鲁迅的《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后来我在《心灵的探寻》里，大谈政治家与思想者的不同逻辑，正是我在“文革”后期与“文革”后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我个人气质而言，既有“堂吉诃德气”，因而有强烈的参与社会运动，充当战士的冲动，又有“哈姆雷特气”，对实际社会运动多有怀疑，因而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文学与学术，对我有一种永远的近乎神秘的诱惑，如前面所引述的朋友的回忆，即使在“文革”时期，我也是脚踩政治与文学两只船的。于是，终于有了这样一封信——“这一年，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一条‘学者’的大道正在面前展开，我周围的同学都在奋力地走着这条路，周围的人也希望我走这条路。然而我不能忘却过去，我无法安下心来，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而且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但另一方面，你完全说对了：我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我本来是一个再‘正统’不过的、厌倦政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把我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的劣根——不习惯于、厌倦甚至害怕政治——未除。过去十年，我之所以一直卷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把我推到了这个地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这些学生，年轻人推动着我走的。我离开了你们，成了孤独的一个人，就失去了勇气。我曾多次想，我如果不离开你们，或者你们都来到了北京，我也许就会在你们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上斗争之路。然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而我却不习惯于或者害怕去结识我所不熟悉的人、去寻找新的战友，这样我就只有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了。我这样概括了我的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我看到了我的前途：在矛盾、苦闷、彷徨中，牢骚满腔地度过了我的一生。可是我不愿如此，不甘于如此，我要挣扎，却缺乏必要的勇气。我过去不愿在你们面前把我心灵深处最阴暗的东西暴露出来，因为我不愿使你们失望，同时也不愿增加你们心灵的负担。但有时我常常自责，我是不是在欺骗你们呢？特别是这一年中，我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更是常常这样问我自己，我不愿再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了，我已经不配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即使说我的某些见解在你们看来仍然不无‘深刻’之处，但我言与行不能一致，这些‘深刻’见解又有多少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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