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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出现了两条线路的改革运动，一是重新掌握了权力的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一是由一部分民间思想者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他们在反对“四人帮”以及保守派上是相互配合的。中国的改革因此成了由执政党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作出了与改革派合作的选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中国改革运动是在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支持下由党内改革派所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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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形成，自身的分化：90年代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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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关口。“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道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极“左”时代相比，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极“左”时代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是“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表现了对知识分子根本上的不信任，因此，总是关上大门，不发给“入场券”，无论知识分子如何向其靠拢，如何改造，最后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文革”“全面专政”的对象。而现在，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向“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敞开大门；在政治领域也向知识分子开放，培养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而在80年代末以后，知识分子中的活跃分子一部分纷纷转而经商，又出现了一批“经济精英”。——这样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形成与崛起，是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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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了这样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路线。首先，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培育出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与基本动力；在他们看来，在培育市场经济与中产阶层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社会不公、腐败等），都是此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广泛参政，充当“国师”，即所谓“专家治国”，本来就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幻想。胡适在20年代就提出过“好人政府”的政治设计，30年代更是倡导“英杰政治”、“研究院的政治”，即“不但要有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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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下，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形成，以及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变化，由此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这就是90年代所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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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心的转移：对知识分子自身问题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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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最早发现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是80年代末，1989年1月1日所写的《由历史引出的隐忧》。文章一开头就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这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也是人们近期的斗争目标。我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赞同，愿意为之奋斗，自是不在话下。但我却在想一个也许会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会‘一切都好起来’么？我看（不如说担心）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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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对“专家治国”路线所提出的质疑。我说我的这一隐忧与质疑“来自历史”。这就意味着我的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研究重心的一个转移：如果说，80年代我的知识分子研究，面对极“左”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外在与内在的压抑与奴役，着重于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其独立价值的确立；现在，就开始转向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打与追问：知识分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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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谈的是我在考察“五四”以后的历史时的一个发现：在“五四”之后，中国要走什么路，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有的主张走俄国的路，有的主张走欧美的路，有的主张科学救国，有的主张革命救国，枪杆子决定一切，有的主张实业救国。具体到文化上来说，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号称“拿来主义”，对传统文化当时有新儒学派，有儒释道合流派，对外来文化有亲英美派，有亲日派、亲俄派，等等。“五四”时期打破了一个偶像，“上帝死了”，那么，怎么办？产生了意见分歧，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后来这种意见的分歧变成了什么呢？很快就打起来了：每一方都宣布自己的这种选择是绝对的、唯一的、百分之百正确的，要争正统地位，要争做新权威新偶像，同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其他异己的选择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最典型的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来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在“五四”之后突然选择了现实主义，选择现实主义也没关系，但他接着宣布浪漫主义就是反革命。他轻易地把和自己不同的选择判作“反革命”。争论最后就发展为“实际解决”。当年徐懋庸们就是这样对鲁迅说的：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你要另提口号，我们就要“实际解决”。鲁迅勃然大怒：“什么叫实际解决，充军还是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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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时提出这样的历史的隐忧，有了这样的历史的反思——“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间的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国民党）清党运动发难者之一即是‘五四’运动的一位著名的先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勇气正视……结果如何呢？一大批民族的精英被‘消灭’了，劫后幸存者也都大丧元气。（这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结果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局面，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历史发展的多种选择，思想文化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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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历史的罪恶中，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参与者。——这自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论断，面对这样的历史，我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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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仅在有的人在罪恶中为虎作伥，而且作为历史的叙述者和研究者，也同样欠了债。揭示历史的真相，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在有的知识分子的笔下，却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血腥气抹杀，洗涤干净。我们读众多的历史著作，常常发现近百年发生的无数杀人的事实都在历史的叙述中消逝。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质疑：难道北大百年只有光荣，没有耻辱吗？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杀后者，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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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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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同时写的第二篇文章：1989年3月10日写的《反思三题》里，我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专制”的命题。我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掌握了权力，虽然不是必然，却有可能产生“知识分子专制”，这是必须有所警戒的。我说：“有时在默默地观察当今活跃于文坛与思想界的‘名流’时，——无论是比我长一辈的，与我同辈的，以及比我年轻一辈的，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分子的专制。”而且我将知识分子专制和愚民专制作了一个对比：“人们说愚民专制的可怕，在其‘不受任何约束’的群体的‘疯狂性’；知识分子专制的可憎就在其精细、严密的‘合法化’与‘科学化’。但在崇尚独尊、大一统，排斥个性、自由、少数、异己、分离、多元……上，则与帝王专制、愚民专制毫无二致。”[33]——我这样说，在1989年年初，多少有些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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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末，我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的思想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强调启蒙是对民众的启蒙，但到了80年代末，就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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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提出知识分子有三大劣根性。“一曰‘酋长思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表面上看去喜欢多样化，其实知识分子，特别是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们最喜欢同一，不习惯多元。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知识分子在野的时候谈多元，在朝就谈一元，绝对是一元，多元化是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的。“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势’。”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喜欢搞你死我活。不懂得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老是强调一种绝对的对立，知识分子一旦发生争论，争论的结果不是说大家互补，达到一个更合理的认识，而是讲究一个吃一个，绝对不允许对方的存在，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三曰不尊重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自己的残贪的本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周作人说的，他说在中国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一不是这样。他把学者和帝王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还能接受，但和流氓联系在一起，就不能接受了。但这却是事实。鲁迅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就是“才子加流氓”。必须是才子，没有一点才华是不行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流氓。才子气加流氓气，再加上帝王气，有了这三气，就可以横行文坛、学界，无往而不胜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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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三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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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在很多场合与文章里，都反复谈到鲁迅的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是官的帮忙和帮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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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个“诸葛亮情结”，总是希望获得统治者的眷顾与赏识，即所谓“三顾茅庐”。鲁迅说，皇帝老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知识分子，一是在开国的时候，他气势旺盛，需要你来给他唱赞歌，让你当他的清客、帮闲。譬如，汉代皇帝用了司马相如，就是看上了司马相如的才气，让他当帮闲。另一个情况，是统治出现了危机，衰败了，没辙了，于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说你知识分子有本事吗？那我就听听你的意见，你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出点主意，知识分子自以为可以大显身手，其实是“帮忙”而已。不是充当“帮闲文人”，就是充当“帮忙文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任何时候都没有独立过。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即所谓“愿者上钩”：其可悲、可叹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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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到了现代社会，统治者依然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依然这样主动迎合。鲁迅写过两篇很深刻的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同意和解释》（文收《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文收《二心集》）。他说当官的对知识分子就四个要求：一是“同意”。他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决策，提出什么口号、理论，你都坚决拥护，百分之百赞同，理解也支持，不理解也支持。二是“解释”。就是把他的口号、他的政策加以理论化、合法化、学术化。引经据典，论证掌权者的决策、口号，怎么怎么深刻，怎么怎么伟大。三是“宣传”。你知识分子不是善于制造舆论吗？那就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我抬轿子，做宣传。四是“做戏”。鲁迅说，宣传“究竟还有一点影子”，做戏就几乎是无中生有；“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现在却要大家无时无刻不做戏：一到了做戏，就真走到末路了。问题是，统治者对他自己的话，尽管要你“同意”、“解释”、“宣传”，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相信的，他讲那些话，提出那些口号，也是在“做戏”，不过是要你知识分子也陪着做戏而已。——这四大要求，看起来好像很滑稽，其实是不可小看的，因为这背后有权力的运作。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能否认，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四大要求，尽管他们在内心并不认同，从而陷入思想与人格的分裂，开始时还有些不自然，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这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仍然逃脱不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官的帮忙、帮闲”的可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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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两个危险，首先是成为商的帮忙帮闲，这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新问题。鲁迅早在20年代就说过：“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35]我们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曾经因为没有钱而失去自由，但是到了90年代现在我们又面临一切为了卖钱而失去自由。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前述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在80年代曾有过“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这样的现象，到90年代，“搞导弹的”与“卖鸡蛋的”的生活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本身应是历史的进步，但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在1994年写过一篇题为《“帮忙”与“帮闲”的陷阱》的文章，第一次提出：“20世纪末的中国，一改走了大半个世纪的老路，走上了‘经济兴国’的新轨道，由此而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结构的大变动”，造成“新的陷阱和新的危机”，“增加了成为（鲁迅所说的）‘商人’的‘帮闲’、‘帮忙’的危险”。——当时，因为这样的趋势才刚刚显露，因此，我只是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却并没有展开。而到了今天，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看得更清楚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吧。在此之后，我对“商的帮忙、帮闲”的命题，还有进一步的展开，也不再引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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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4年写的这篇文章里，同时还谈到了成为“‘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的问题。[36]这也是鲁迅早在30年代就提出的命题，[37]但到了90年代，却又有了一种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又面临着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挑战，这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和警惕。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采取简单的否认和拒绝的态度。我们不能当鸵鸟，必须面对现实。而且大众文化确实有它的特点与优势，有它的群众基础，对其采取贵族式的歧视、否认态度是不足取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是最好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是显示一个时代文化的平均数。如果完全沉迷于其中，拜倒于它，迎合它，进而为它所控制，那必然导致思想和文化的平庸化。它是一种消解力量，所谓休闲是有消解力的，会导致知识分子思想的批判锋芒的丧失，思想的创造力的丧失。这就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危险性所在，如果缺乏警惕，弄不好是会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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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所写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一文里，我对上述有关鲁迅思想的新发现、新阐释作了这样的总结：“鲁迅在考察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命运时，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走出封建中国的奴隶困境，而且陷入了‘三重奴隶’的更大困境：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名目）的帮忙、帮闲’，又是‘商的帮忙与帮闲’，还是‘大众（以及各种“大众代言人”）的帮忙与帮闲’。而且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又一次超前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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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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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发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感。在199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的危机在哪里？》，这是看了秦晖先生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而引发的感想。秦晖先生对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到1917年革命表现出来的危机，有一个概括，说他们“在应当保守时激进，应当激进时保守”。这一概括引起了我的很大震动，我立刻就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起一个社会清醒剂的作用，19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非常地热，整个思想界非常地激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但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谁都激进。到1990年代，中国明显有一个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更加激进一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更加保守。知识分子总是在赶潮流，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或许问题正出在这‘哗众取宠’上”，“过去有‘得风气之先’的说法。所谓‘风气’，即是一个时代、时期大多数人的选择和趋向，知识分子不但敏感于此，而且喜欢‘为先’，即充当‘风气’中的风云人物。这一方面是‘趋时’，‘从众’，既可以在‘共享’的名义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可以逃避责任以至罪罚：这正是表现了人性的软弱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像是俄国与中国这样的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特别是不能进行逆向思考）、屈从个人和群体的专制意志的劣根性和奴性的表现”。本来，一个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某种选择，或者激进，或者保守，这都是正常的，是其自身的权利，而且既然是自主的选择，也必然是要不顾利害和时尚地坚持下去，尽管一时不合时宜，但从长远看，总是有意义的。而且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保守”与“激进”的互相对立和制约，也许是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并不总是按生命的内在要求，作独立选择，而更多包含了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他们的选择就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投机性。其结果必然是独立批判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减弱”。[39]在我看来，这是构成了根本性的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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