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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06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她生活在幻觉里,她的幻觉与现实脱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文学上有时称其为“包法利主义”。在我看来,包法利主义和女性堂吉诃德精神特别相像。中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很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的男性与女性关系中,男性在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男性比较有条件较早地接触更广大的世界,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男性启蒙女性,女性是受启蒙者。但后来就出了问题:女性还要继续往前走,追求自由就要自由到底,男性跟不上了,悲剧就这样产生:女性把男性抛弃了,男性还保留着扮演启蒙者角色的感觉,一时间痛苦万分。茅盾的《创造》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男主人公把女主人公“创造”成了“新女性”,就显示出启蒙者专制主义那一面:我创造了你,你必须服从我,由我来改造。而已经觉醒了的新女性却不管这一套,而且她还要往前走一步,男人就不能接受了。小说结束时,夫妻俩谈话后,妻子走了,仆人告诉男主人:“她先走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吧。少奶奶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了。”还有一部是戏剧,即田汉的《古潭的声音》,也是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先是男性把女主人公从城市肉的诱惑中解救出来,给她一个灵的神光,并送回老家,自己继续在外面流浪。不料一年后回来,女主人公已经到“远方”去了。原来女主人公在被灵性之光照亮以后,立刻有一种被远方的诱惑吸引住的感觉。她说她的灵魂告诉她,她不能停留,她听见家里的古潭中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在呼唤着她,这是一个内在的神的意志的呼唤。最后她跳到湖里,追随而去了。女性内在的、神的欲求被唤醒以后,就不再听从男性启蒙者的声音,而只听命于“古潭”所象征的生命的内在的呼唤和内在的需求:这也是“女性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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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08 我的自省与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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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10 在90年代初所写的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开掘“堂吉诃德”形象的丰富性:它的启蒙主义的“英雄性”、“表演性”、内在的“专制性”,以及“女性堂吉诃德”的彻底性与反叛性。同学们不难听出,我的这些发现,同时是自我发现,带有浓厚的自我反省的意识。毋庸讳言,我的研究与讲课都有着浓厚的启蒙主义的色彩。而我当时要做的,就是对这样的启蒙主义的研究与讲课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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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12 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至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我的讲课是不是带有“专制主义堂吉诃德”那样的色彩呢?我知道我讲课是有魅力的,但是这魅力又是应该警惕的,也就是说,我这样的启蒙式的讲课有优点也有明显的弱点,它往往形成一个“场”,整个的教室就是一个“场”,这个“场”里充满了我的声音,对诸位有吸引力,也有压迫。我记得有一次课后一位同学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中我们的寝室里全是您的声音啊。”这位学生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如果全是我的声音,压制了,以至取消了同学们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这跟我的追求——希望引发同学们的独立思考——有着巨大的矛盾。这就使我想起了我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孔庆东说过:“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时是非常迷恋,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也想听,但我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最角落里面。”这一躲,他就逃脱了困境。这样的反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启蒙主义的言说是有一种征服力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启蒙本身的要求:你要启别人的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发展到极端,就是征服力,但同时,这样的“征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专制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启蒙是一把双刃剑,它有魅力,也有杀伤力。所以大家听我的课,必须有强大的反抗力量,最后你必须坚守住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绝不应被任何东西,包括我的思想与言说所淹没。其实读书也是这样。我多次讲过,经典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是博大精深,你读它会迷恋,不迷恋不行,否则进不去。但迷恋了你就要警惕,走进去不是目的,你还要能跳出来,获得独立自主性。启蒙的目的是让对象获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是将对象征服,让他臣服于你。所以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是我对启蒙主义的一个反省。不是说启蒙主义不好,而是说启蒙主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或陷阱,而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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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14 “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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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16 我对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反省是:启蒙到底还有没有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到底有多大?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其实“五四”以后鲁迅他们那一代也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每一次启蒙运动以后,都会有对启蒙作用的怀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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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18 1993年我写有一篇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这是一篇“读鲁迅作品的札记”。[59]一开始就引用了刚才分析罗亭的那段话,强调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有两个:一是想,一是说、写。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就是想和说、写。可以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追求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和言说。对此我提出很多的问题。大概是一口气问了十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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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20 首先,知识分子和别人不同,他是读了很多书以后再来思想和说话的。和物质文化的创造者的工人、农民说话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而存在的(当然他还有新文化创造的作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想、说、写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他必须受到作为潜在知识积累的前人的思想、文字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个陷阱,或者说潜在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当然不是必然)迷恋于前人发展得十分精致、完备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表达,从而失去了自我,似乎是自己在想、说、写,实际上发出的却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60]我们北大的学生有机会听很多讲座,演讲的人都很雄辩,否则就上不了北大讲台。但是只要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讲座有两种类型:有的人虽然滔滔不绝,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他其实是二道贩子,贩卖别人的思想和言辞。这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他会成为前人或外国人的传声筒,他的脑子已被践踏了,再来践踏大家;第二种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博学,又能把很多东西消化,消化以后他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就能启发我们的独立思考。这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同学们应当有识别力,不要被那些“二道贩子”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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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22 第二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之间是冲突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话他必然受到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避免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样的或显或隐的干预和制约,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言说的某些特点。鲁迅就注意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有朦胧的特点,这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势有密切关系,甚至成为权力意志的代言人,但是他又不便于说明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说话就自然朦胧;而另一类知识分子是反抗权势的,但即使他再勇敢也不能够不怕关起来,不怕杀头啊,所以说话也得朦胧一点。鲁迅就说:我在写作时自己先要抽掉几根骨头,送到编辑部去,编辑要抽掉几根骨头,主编又要抽掉几根,抽来抽去,等到读者看到文章,已经没有多少骨头了。自己在写文章时也常常考虑有些话不能这样说而要换另一种说法,这一换就模糊、朦胧了。朦胧的言说是故意为之的,这背后有权力的制约,而这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权力的干预、制约而达到完全自由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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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24 第三个问题是:也许有的人说自己能不顾利害。这当然是很勇敢,很可贵的。但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你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也不行,还有其他的限制。你要经常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男主人公涓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开始和子君谈恋爱,后来感情发生变化,已经不爱子君了,但子君还爱着他。这时涓生就面临一个难题:我告诉不告诉她呢?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不说,就是“说谎”,这是虚伪的,违背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但说出真实,告诉子君:“我不爱你了”,却等于把真实的重负卸给了对方,特别在当时的社会里,子君会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最后她果然在孤寂中死去了,涓生也就无法摆脱内心的负疚。这就是说,无论“说”还是“不说”都要付出良心和道德的沉重代价。“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选择,是终生折磨着鲁迅和一切知识分子的人生和言说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的困境:说真话,还是说谎?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像鲁迅这样正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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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26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困境,这就是我们要问的第四个问题:面对苦难,“记住”,还是“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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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28 大家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吧,其实未必都读懂了:这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你写了记念文章没有?”鲁迅说:“没有。”“你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鲁迅说:“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写了半天,又犹豫起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只不过徒然增加别人谈话的资料而已……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困惑。所以后来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经历了让你痛苦万分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个的苦难,你是忘却还是记着它?你竭力忘却它,这就意味着回避,当然有问题,但你时刻记着,让那么沉重的记忆和现实压着你的心,你能承受吗?这就是两难选择。这里所说的记念和忘却的矛盾,和前面说的说真话与说谎的矛盾,都是人言说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这样言说就很难进入真正的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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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30 就算你摆脱了这些困境,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你又会面临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听你说话吗?鲁迅说,要点火是需要火种的,拨动琴弦要有弦啊。没有火种再播也无用;没有弦再拨也不行。有些人既聋且哑,面对这样的人,你说给谁听呀?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一种反应,最可怕的是说了没人听,毫无反应,既无反对,也无赞同。这才是巨大的悲哀和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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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32 我经常想这几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我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听,即启功先生说的:“有人喜欢有人骂”,这样自己才觉得说话有意义,最可怕的是到哪一天没人听我讲话了。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对我说:“钱先生……我们是讲了话没人听。”这样的“没人听”的无对象的虚空,或许是更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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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34 这就说到了第六个方面的问题。说与写不仅要有对象,还要有场所。这就是说,我们的说与写必须面对一个交流、对话的场域,即语言场。在这个“场”里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如果你讲话、写作不符合这个规则,这个“场”就会对你的话进行反弹,不接受你。就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和倾听的诉求,习惯听某些声音了,如果突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它就会认为是异端,是疯子在说疯话。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言说,在最初出现时,按照原来的标准来看,都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其最有力的就是这样的习惯性的“语言场域”的拒绝。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出现时,在物理学领域里就被许多人视为“荒唐的谬论”而不予接纳,他被看成是物理学的异端,甚至疯子。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当他对现实提出批评,说了当局和舆论不能接受的话,报纸上就加上一个大标题,说《章太炎发疯了》。但有一天他又说了不具反叛性、能为大家接受的话,报纸又有一个标题,说《章疯子居然不疯》。这里的“疯”和“不疯”,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又被千百万人所习惯了的传统观念,因此,一切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像《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那样,发出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但你要挑战这样的“从来如此”,你就要承受“狂人”的罪名,被视为“异端”。而习惯形成的具有天然保守性的接受场域里,对异端是有着本能的排斥性的,也就是《狂人日记》里“二十左右”的人所说的:“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鲁迅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你说的话令人讨厌,这便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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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36 第七个问题:还要面对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鲁迅说,中国人喜欢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一切的思想、言说都会成了表演。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心所“想”和所“说”所“写”的自觉割裂:“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说,在前台又那么说”,“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而非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倒做了的”。总之,想、说、写、做,都是分离的,都是游戏,不过“玩玩”而已。更可怕的是,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明知在说谎,在做游戏,但谁也不点破,“说”者与“听”者之间达成了默契,游戏就这么维持下来。如有人不懂或不接受这个规则,偏要戳穿“西洋镜”,说出真相,就会被觉得可笑,被视为异端。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所讲的,明知皇帝身上赤裸裸的,什么也没穿,大家都明白,但是又都不说破,维持着这场表演。突然有个孩子喊:“皇帝是光着屁股的”,所有的人都讨厌这个小孩,因为他破坏了游戏、表演的规则,扫了大家的兴,就会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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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38 问题是,当真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的思想、真实的话语,落入了这样的接受场里,会遭到什么命运?鲁迅曾这样描绘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一位不熟悉中国这种游戏式的语言交流方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如何被中国的听众(他们都是“戏剧的看客”)改造为“演员”:“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地笑,还要怪他自己不笑。”这就是说,在这样的游戏国里,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切严肃的思想,一切认真的言说,都会变成哈哈一笑,一切价值和意义都被消解为无。鲁迅说:“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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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40 第八个问题:说到底,说和写本身就是无力和无用的。鲁迅举个例子:最厉害的动物从来不吭声,老虎咬人,它一口吃掉,不说也不会叫;会叫的是小老鼠,叫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表现,真正强大的东西是不说话的。所以知识分子的说和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些小叫唤而已,这又有什么用呢?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想通过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天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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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42 还有第九个问题:说了不但没用,反而可能有害。鲁迅说过,本来铁屋子里的人都睡着了,不但不说不写也不想,完全麻木不仁了。你却要把他唤醒,让他的神经重新变得敏锐起来,他于是痛苦万分。但你又找不到改变的道路和力量——这正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他们能看到问题,指出弊端,却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陡然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鲁迅问:这不是有罪吗?像罗亭那样,实际上用虚构的语言和概念的世界来掩盖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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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44 再如果把话说得更彻底一点,那么,还有第十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是能够完全地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的吗?这就说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事实上,人的个体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和思想,是不能言说的,一说,就变味,走样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存在于一个沉默着的世界里的。这是人的语言的真正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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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46 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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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48 这连续不断的十个追问,确实把“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讲到了极致,把鲁迅对启蒙主义所制造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说与写)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神话的怀疑与诘难,做了充分的发挥。但这也是鲁迅思想的特点,到了顶点,就会有“对怀疑的怀疑”。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又归结为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才构成了鲁迅思想的真正特色。”也就是说,鲁迅虽然对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但他仍然坚持了启蒙主义。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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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50 我的文章写好了,并没有在国内发表,而是先在韩国作报告。韩国的朋友听了很震惊,和我同时去开会的王富仁先生却在私下把我说了一顿。他说:“老钱,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讲得非常精彩,你最后也没有否定启蒙主义,但你何必这么说呢?现在,在国内,启蒙主义正受到非难,坚持启蒙主义的人也不多了,你可不能后退啊。无论启蒙主义有多大问题,你都要坚持下去啊!”他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这个人,我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我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要彻底地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五四”时有这个梦,80年代我们也有这个梦,以为启蒙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现在,这个梦必须被打破,启蒙不是万能的,启蒙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它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要把启蒙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不等于不要坚持启蒙,只有先打破这个梦,坚持启蒙才有意义,否则所有的坚持都是虚幻的,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打破它,重新建立一种启蒙的意识。只有首先质疑启蒙,然后才能坚持启蒙。质疑启蒙不仅要看到启蒙的危险性,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而且还要看到启蒙的有限性,甚至是极端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自己的陷阱和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因而也是坚定的启蒙主义。后来我又把它概括为“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这也是我在90年代初,经过这一番反思以后,一直坚持至今的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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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52 90年代以后的新问题:民族精神、道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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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454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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