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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20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本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但是,儒家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目标,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存在,并不试图变为现实——儒家所要建造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康社会。直到19世纪末,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在传统的大同理想中注入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但他仍然让“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并不作为“行事”的具体现实目标,正像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但历史进入了20世纪,在中国实现大同社会,却成了一代又一代激情澎湃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追求的现实目标。20年代风行一时的新村运动即是第一次大胆的试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以及“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都卷入了这一试验,毛泽东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倡导者与实行者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即宣称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了“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泽东运用他所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将亿万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在20世纪的中期(1958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大跃进”的速度,在中国建立一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的,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同样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这场大试验的最热心的支持者、最热情的歌颂者。连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毛泽东有过激烈的论辩、被认为最具独立思考力的梁漱溟也写了长篇论文,论证人民公社正是他多年追求的理想。这场试验失败以后,不到八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两次大试验使好不容易才初具建设规模的新中国元气大伤,给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中国的建设整整延迟了二十年。也就是在这二十年间,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求竟然结出这样的恶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使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浪漫主义理想的负面意义,它所可能落入的陷阱: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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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22 二、关于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从一系列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望(从性欲到物欲),使人成为纯精神、道德的存在物,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个人欲望,实际上就是要求人的非动物化与非个人化。这种将人片面化与畸形化的人性观、伦理观与中国人强调的群体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人性观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两方面——对于传统人性观、伦理观的继承,避免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的设想,都极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与共鸣。这样人的改造导向了人的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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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24 三、关于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绝对真理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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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26 正像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中华民族振兴之路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鲁迅在给自己的朋友的通信中就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极其明快的方法,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应该说,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接受与接近,开始时完全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但是,后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理论都被宣布为非真理的伪科学,某些学说、理论,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学说与理论之所以还具有某种科学性,也是因为其某些结论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相符合。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至善至美的绝对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发挥权,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发展权,自然也只能集中在少数绝对权威手里。这样,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化,影响了理论、学说的多样化发展,导致思维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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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28 四、关于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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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30 人民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只占人口极少数、时时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受到中国文化中“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现在又面对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大众,必然产生某种敬畏与崇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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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32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思想是极“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左”的意识结构中,人群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年轻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压迫的、无名的人、小人物;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老年人、富人、贵人、被人看得起的人、地位高贵的人、学问比较多的、压迫者、有名的人、大人物;前者构成了“人民”的主要成分,是最聪明、最有道德、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因而是最有前途的;而后者则或是敌人,或者是人民中应被改造、斗争的对象。他们愚蠢、无道德、生命力衰退、顾虑重重,是最无前途的。于是,历来被尊为高贵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愚蠢的。这种反常的逻辑彻底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本,从心理上打掉了他们的“威风”,这里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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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34 五、关于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绝对化、神圣化的“斗争哲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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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36 鲁迅曾经说过,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在备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斗争的尖锐、复杂、激烈,本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特别是在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独立,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中国社会却不断出现巨大的震荡,阶级斗争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这里,固然也是因为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国内种种矛盾的因素,但与极“左”领导者的主观诱导、强化,以至制造显然有关。毛泽东正是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的客观性、合理性加以绝对化,形成了他的斗争哲学。在当时,到处流传着毛泽东鼓动斗争的名言:“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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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38 面对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感到惶惑不安,却每一次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斗争浪潮。事实上,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成了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参与者与受害者。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则为斗争哲学中内含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所吸引,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急先锋。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场噩梦,但它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却不容忽视。在儒家中庸之道熏陶下形成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似乎已经不存在,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都变得好斗、善斗,精神气质上充满了骚动不安。这一切,都会对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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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40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每一个命题在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上,都充满了纯粹、崇高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而其逻辑的展开,历史的实现的结果,却显示出了别的歧向。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境,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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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42 专制的狂信导致对道德底线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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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44 在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以上理念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种思维方式,即是对“绝对”、“纯粹”物——绝对的、纯粹的社会、观念、道德、人性——的迷恋和崇拜。既将自己的理想、信仰绝对化、神圣化,达到狂热的地步;又绝对不容于任何异己者,并将其妖魔化,必要发动“圣战”,灭之(不仅是精神的摧毁,更是肉体的消灭)而后快,这是其追求“纯粹”的必然结果。我曾在《谈“做梦”》一文里引述周作人的一个概念:“专制的狂信”,这真是一语中的:理想、信仰一旦发展到“狂信”的极端,就必然导致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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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46 顺便说一句:现在大家都在谴责“恐怖主义”,在我看来,恐怖主义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陷入“专制的狂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是追求宗教的绝对性与纯粹性,对“异教徒”,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妖魔”发动“圣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及无辜平民的生命。而作为“恐怖主义”对立面的“布什主义”,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专制的狂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同样把自己信奉的美国式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追求全球范围的纯粹的美式民主的绝对统治,而对“邪恶国家”发动“圣战”,不惜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而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布什主义者,他们其实都奉行同一行为准则,有着同一理念:“目的就是一切”,“为了神圣的理想,为了达到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样的高论,无论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其实就是向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挑战,是对人的嗜杀的动物性的诱发,制造人的精神迷乱:许多违反常理、常情的暴行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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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48 理想主义向虚无主义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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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50 还要补充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中的包括我在内的理想主义者,如前所说,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因而郁结着一种怨愤情绪,这样的怨愤和理想主义的情怀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反抗的力量。但如鲁迅早已警告过的那样,在群众的怨愤中,如果不注入“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将群众的怨愤引向“烧毁一切”的文化破坏和浩劫。我在1986年所写的《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过这样的反省:“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和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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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52 后来,又读到了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他从另一个角度发出了重要的警告。他说:“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粗暴、脾气乖戾、绝望与不近人情”,“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人因此在“内心生长着兽性”。这就是说,当人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却有可能进而失去对“爱、温暖和友情”这些人性的美好本身的信任和追求,进而扭曲了自身的人性,变得粗暴、乖戾、绝望、不近人情。张中晓把这叫作“压迫的腐蚀”:受压迫的处境,恰恰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因此,“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生道矣”。——我们已经讨论过,当受压抑产生怨愤而反抗,处于“临亢”状态时,人有可能因失去理智而由“人”变成“兽”;现在,张中晓又提醒我们注意:当人“处卑时”,即在完全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完全绝望时,又有可能因失去理智而陷入不相信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精神瓦解”后的“阴毒”之中,同样由“人”变成“兽”。张中晓的“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的感慨,正是揭示了人的一个根本困境:在压迫下,人很容易陷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个极端,并在两者间摇摆,不断互换,而且总不能摆脱控制,甚至成为其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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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54 90年代以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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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56 而中国社会发展到90年代以后,虚无主义,以及市侩主义、犬儒主义、享乐主义,已经成为重要倾向。我多次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献身学术》)这自然是中国社会迅速物质化、世俗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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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58 再反思:重新认识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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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60 正是针对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状况,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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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62 首先,对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五大反思”,还需要进行“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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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64 是的,我们必须吸取将“彼岸理想此岸化”的教训,但是,我们能因此放弃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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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66 是的,我们要反对将人“非动物化”和“非个人化”的“思想改造”,但我们又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人仅仅看作是动物性的、纯个人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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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568 是的,我们反对“人民崇拜”,但我们又能鄙视人民,漠视他们的利益,完全脱离普通老百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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