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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讨论，最直接相关的，自然是：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理想主义，还要不要堂吉诃德精神？——在这个风行虚无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呼唤和坚守理想主义，我们仍然需要堂吉诃德精神，需要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博大志向，敏锐的思维，那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又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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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要追问：要坚持怎样的理想主义？如何看待理想主义的价值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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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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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理想主义，又不要将其绝对化。我是主张采取“既坚持理想主义，又质疑理想主义”这样一种比较复杂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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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理想绝不能成为“狂信”，它必须是鲁迅所期待的那样，贯注着“明白的理性”精神，是理性而非狂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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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理想必须贯注“自我怀疑”的精神，看到理想主义的有限与局限，是低调而非高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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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理想必须有鲁迅说的“深沉的勇气”，贯注着鲁迅式的“韧性”精神，为理想的实现，锲而不舍，长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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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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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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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八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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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一个新的题目——关于思想和行动的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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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始终是思考的一个中心命题。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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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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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80年代，主要是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这突出地表现在我的第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里。这正是8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最盛行的，就是尼采的说法：上帝已经死了。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坚信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到了80年代，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破除了个人迷信，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走什么路呢？这是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大家都感到非常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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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灵的探寻》的第三章“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里，谈到鲁迅的思想：“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64]并重申了“曾经给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以鼓励和力量的”鲁迅那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没有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透露出了：对终于打破了偶像和自欺欺人的幻想，获得精神解放的“得救”感，和“传统”决裂的决心，从西方世界（“洋鬼子”）吸取资源的渴望，以及从新的实践里寻找新的希望的期待：这都是“五四”时代的，也是80年代初期、中期的时代思潮与情绪，这是我所感受到和发现的二者的契合点。从今天来看，这样的历史重来，既是80年代的意义，也是它可能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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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形成了我的“五四观”，其实也是对“80年代”的一种理解：“这是历史的转折时期、过渡时期。旧的规范、原则已经被否定，新的规范、原则还没有建立。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寻，即‘没有路’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条出路：自己‘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姑且走走’，一边探索，一边不断校正方向，总结经验，最后走出一条路来，并创造出新的规范、新的原则。正是这几乎一无所有的空白的地上，给实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是‘实践第一’的时代，是‘实践创造一切’的时代”，“对于革新者，这正是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是进行新的开拓、创造的黄金时代。他们不唯信书，也不为人所束，充满自信力，同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干中创造出一切”。——这都可以看出时代的乐观主义气息：相信通过群体的实践能够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们当时以为又一个“五四”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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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着又反过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作了一个反顾：“缺乏实践行动的机会与能力，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来知识分子都有报国无门的哀叹，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够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或一程度上预见到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与历史变革，对历史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了，身体却陷在泥淖，思辨和实际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也就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有抱负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段话其实是夫子自道。如我在第二讲里所说，我们这批人在“文革”后期思考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出路，有许多的想法。可是身居边远地区的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只能限于空谈。现在好了，改革开放了，给我们这些不见经传的底层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机会，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当时处于一种相当兴奋的状态，而我们当年这些“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也确实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参与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当时的选择，是通过学术研究，参与思想、文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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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影响到我对鲁迅的认识：比较重视鲁迅思想的实践性，强调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隐逸”、“无为”传统的批判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注重实践、行动的固有传统的深刻联系，以及他一再向青年发出的行动的召唤，强调“鲁迅真正寄以希望的，也正是那些挺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第一线的行动型的青年”，“他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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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还特别引述了一位1983届的学生作业里的一个观点：“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看作鲁迅之后的，努力克服知识分子弱点的而最终成为政治家的一代而加以认真研究。”这位学生将两代人作如此对比：鲁迅是启蒙的一代，毛泽东、周恩来是实践的一代，“前者是对后者的呼唤，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然而在这继承的过程中，肯定会抛弃其中许多丰富的东西，朝着更加实际的方向发展。发展过程中果然出现了前者曾思索过的潜在的危机。然而，前进就不能既患得又患失。只是在危机终于爆发，反过来阻止前进的时候，重新的思索、选择，又成为新一代人的使命。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继承的事业的先驱者的理想仍不失为值得回味的初衷”。——这里所谈到的鲁迅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以及在继承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和今天必须在反思中继承：这些观点，都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如前所说，“和传统决裂”是当时的时代思潮。而我却因为一直把毛泽东、鲁迅视为精神导师，但同时认为应该对革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在当时的读者看来，我的这个态度就不免有些保守，在阅读《心灵的探寻》一书中对这一部分论述也不加注意。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历史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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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生最后对鲁迅的评价也是我所认同的：鲁迅“在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硬骨头传统中，注入行动的血液和希望的光明。这就是在鲁迅之后的青年把鲁迅作为民族魂，作为旗帜，作为真正猛士的原因”。我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强烈的行动、实践欲望，是鲁迅和当代青年精神共鸣点之一：他们本来就共同生活在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巨大变革的时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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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当时对19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大家还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这和我们的思想很合拍。“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在实践中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重要价值的，否则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下去。但这样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选择，其背后又隐藏着很多危险，但是这些危险，当时的人不可能看到。我也是一直到了90年代，在反顾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这段历史时，才察觉到背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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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问题：理论批判与创造的缺失，实用主义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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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就是对理论的忽略。理论准备不足，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天性的问题。我在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文革”后期，我们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也意识到应该为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铸造理论武器的历史任务。这样的理论准备工作本是应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是它的职责所在。但在“文革”的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状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被排斥，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另一方面，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他们成了惊弓之鸟，精神已经萎缩。处于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主客观上都不能承担历史提出的为未来社会变革进行理论准备的任务。但其中少数杰出者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顾准的思考就有很大的意义和贡献，但似乎也只有一个顾准，因此，后来才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不然，中国知识分子就交了一份白卷。知识分子总体缺席，只能由当时的民间思想者来承担。而当时的民间思想者是什么人呢？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有少数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大多数是高中生、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我在文章中称他们为“半大孩子”。这是个历史概念。他们至多只是“未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准备不足，更谈不上理论修养，但历史却把他们推上了思想舞台，承担起理论探讨的任务。所以这是一次不足月的精神分娩，我在文章中说：“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从历史角度看，很了不起，理论成果却很有限。这样，以后中国终于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即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也就先天地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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