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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存在一个矛盾：要完全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大概只有把自己密封起来，这又是我所不愿意的；在公众面前的自我，总免不了要变形。我的态度的暧昧，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形象就容易模糊。一个时候，两军对垒的双方，都以为你是同道，同时又觉得你说的话不够劲。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样子。另一个时候，又都认为你是他们的反对者，于是你就从双方争取的对象变成一致打击的对象。这些年我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矛盾，大概就是你所说的，我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只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一个充满困惑，甚至常常无可奈何的真理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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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二：您提到自己面临一个选择时，马上想到前面有一个什么陷阱。我想这反映了您的一种自我反对倾向。我的问题是，当您选择了走进鲁迅先生的时候，您有没有意识到前面陷阱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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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问到了我和鲁迅的关系。鲁迅对我，确实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记得摩罗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无赖之徒”，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信仰，就没有了可以仰赖、可以依靠的东西。我这样的人，不信上帝，那么靠什么呢？坦白地说，我靠着鲁迅，鲁迅是我的思想的基本源泉，精神的基本依靠。但我又清楚地知道，鲁迅不是上帝，鲁迅并不可靠。他连导师都不肯当，他自己都处在探索中，自身充满了矛盾、困惑，怎么靠？但我又几乎别无选择，所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既然明知不可靠，为什么还要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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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鲁迅思想是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既面对着他的时代的现实，又有很大的超前性，因此，他对于我们，又是“现在式”的存在，我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感到困惑，可以和他进行对话、交流，并总能够获得启示。第二，正因为他不自命导师，他就不会束缚我，反而会促使，甚至逼迫我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能够不断提供精神资源的长者、先驱，简单说，靠着他，我放心，心里踏实。尽管我知道，他不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说到底，最终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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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选择，本身也就意味着一种局限。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我从不回避：我的任务就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我自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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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鲁迅一生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能真正击中他要害的对手。研究的最高水准、最高目的，就是成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对手，能够超越对象的对手。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有没有超越其上的思想、文学的力量。我自认没有这样的能力、水平和境界。而且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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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三：您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应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最近许多人都在谈“三农”问题，您是怎样面对中国的农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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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最近，我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了心里实在难过。我首先反省自己：我们这些人确实是在象牙塔里待惯了，对现实太隔膜也太冷漠了。我相信李昌平只不过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农村的真实，就已经让人震惊了。现在大家都来谈“三农”问题，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心现实，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国现实、与农村脱离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但是我又有点警惕，我担心这里是否有新的炒作，是否有做戏的可能？是真的都在关心吗？有许多知识分子又在开药方了。开出的一些药方我觉得可疑，比如有人说农村的出路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对这样的高论，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中国农民就剩这么一点土地了，当然进城打工了，脱离了土地，但打工不成还可以回去，还有退路。这是中国农民比下岗职工好的地方，下岗职工一下岗，什么也没有了。农民实在不行，还有土地。如果土地可以买卖，一买卖就变成兼并了。而谁去兼并呢？还是有钱者，农村的高利贷者、权力者们，这将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什么呢？……我坦率地承认，我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中国的农民做什么事，当然，我会努力地去寻找这样的途径，在我未找到之前，我宁愿沉默。我总觉得空洞地表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多少有点做戏的嫌疑。所以我现在不太想谈“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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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四：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许多痛苦。但我想，一个人可以阳光地活着，这不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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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所说的是“丰富的痛苦”。我当年在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俄国的剧作，题目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智慧的痛苦》，意思是说，真正的思考和智慧，一定是和精神的痛苦相伴随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代价，也是价值：思考与智慧的痛苦，是丰富的，它给你的是生命的充实感。因此，我常说，我因思考而痛苦，但我从未感到空虚，我每天都为新的探索、新的发现而兴奋不已。这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为思考、智慧的阳光所照耀的生活。当然，这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不那么沉重的，更为轻松的，更偏重于物质享受与精神的愉悦的生活。那也很好。但要有一个前提：你的快乐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得来的，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能靠掠夺别人伤害别人来换取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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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说一点：你们听我的课，听我不断地叙说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这也可能造成某种误解。我刚从韩国回来，就遇到一件事，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吧：一位初次见面的韩国朋友，他对我说：“钱先生，我以前通过读你的著作来想象你，总觉得你一定是愁眉苦脸的，瘦骨伶仃的，整天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没想到生活中的你，竟是一个开朗、乐观，经常放声大笑的胖子，简直就像一尊弥勒佛！”这道理很简单：人是立体的，书本、课堂上所显示的，只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一侧面，仅根据人在特定场合的言说来对一个人作出判断，往往会造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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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五：老师讲知识分子问题，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涉及，就是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我很想听听老师在这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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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以后或许有机会来详细讨论。这里简单谈两点。我这个人对权力，也包括国家权力都有点警惕，这当然是片面的，不能一般地否定国家权力。但对国家主义的警惕却是有必要的。将国家作为一个绝对物，无条件地鼓吹国家至上，这方面我们是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另一方面，现在还没有到“世界大同”的时候，生活在现实时空下的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没有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国家意识。不能用全球化来否定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利益，对国际霸权主义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当然，也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它是很容易被国家主义者所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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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六：钱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上帝。在我看来，中国上古的贤哲们，和上帝关系还是很好的。黄帝、文王、武王、孔子、老子，对上天理解非常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没有上帝，只是缺少上帝的化身，也就是耶稣。我不明白，为什么钱教授您说执意不相信上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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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基督教徒都拿我做传教对象，总觉得我有可能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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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七：那位同学每回在公共场合，都要宣传宗教。我觉得不好，我想对那位同学说，每个人都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要强迫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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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还是来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吧。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我这一生中的许多惨痛经验使我很难接受任何具体的宗教。第一个经验是，我没有办法使上帝成为我心中的上帝。在我的感觉中，上帝始终是他者，而我绝不会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他者，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惨痛经验：就是因为轻易地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他者，我们上了许多当。当然，我知道，在真正的基督教徒那里，上帝不是他者，而是存在于自己心中，但我感觉不到，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把自己交给上帝。这是一个理由。第二，就是我上过太多太多的自称自命的“圣徒”的当，因此，我对圣徒有先天的反感，所有的宣传我都觉得可疑，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怀疑也应该怀疑，但我无法排除自己的疑心，就只能这样了。但我愿意有宗教情怀，对宗教文化也很感兴趣，就是无法皈依任何具体的宗教，成为宗教徒。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宗教问题就如刚才那位同学所说的，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大家可以讨论。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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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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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是80年代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多的两个话题，我仅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谈一谈学术界对这两个话题在认识上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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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性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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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革命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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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牵涉到人性问题。为什么在80年代会成为主导性的话题呢？这跟人们的“文革”经验直接相关。如前一讲所谈到的，当时主导的人性观的最大的特点，一是强调人的非动物化，二是强调人的非个人化。非动物化就是把人所有的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克制人的欲望；非个人化则强调人是集体的，要将个人的东西压抑到最大限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革命禁欲主义”，它在“文革”时期发展到顶端。“文革”有两个影响最大的口号，一个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个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将这种观念仪式化了，叫作“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请示、汇报的内容就是面对着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闪念”，报告、忏悔这一天自己曾经有过的“私心杂念”，成为一种仪式就标志着对人的个人欲望的压抑，已经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这样的忏悔不是始自“文革”，我记得在念大学的时候，反右运动以后，曾有运动，也是要求将个人的隐私，最隐蔽的东西坦白出来，以示忠诚。非个人化，不允许有私欲，也不允许有隐私，只要求人将最个人化的东西全部暴露。这样的运动后来发展到非常荒谬的地步，你说得越丑陋，越耸人听闻，越光荣。这也是有传统的，延安后期有一个“抢救运动”，谁坦白自己是特务，就给谁戴大红花、骑大马，而且开小灶，请他吃特别伙食。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平时虚荣心就比较强，喜欢出风头。上了大学以后，在交心中，看到别人都在坦白，得到表扬，而他没有什么可坦白的，反倒弄得灰头土脸。为了制造“轰动新闻”，他脑子一热，就去坦白：“我曾经有过一闪念：想暗杀毛主席！”显然是编出来的。当天表扬了他，第二天就抓了起来，他为这件事吃了几十年官司，怎么也说不清楚。事情虽然荒唐，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所有这些“非动物化、非个人化”的人性论，以及相关的这些运动、仪式，都是制造精神迷乱，但它打着的却是美好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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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达到了荒诞程度的，近于可怕的所谓的革命禁欲主义。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个现实话题变成一个理论问题，于是就有了“人性论”的讨论：“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所提出的“自然人性论”就引起了80年代的学术界，特别是我这样的搞现代文学的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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