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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16 20世纪初鲁迅提出的问题：个人和国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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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18 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提出来了。他说，当时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观点有二，一说人是“世界人”，一说人是“国民”。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到了21世纪初，当下的中国对于人的认识，好像也还是这样两种观点：不是“世界主义”（现在叫“全球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但鲁迅当年却对这两种最时髦的“人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无论“国民”，还是“世界人”，都是群体概念，缺少个人概念，也就是说，只有“群体的人”，而无“个体的人”。鲁迅因此提出要用“个”的概念来对抗“类”的概念：这是鲁迅思想发展起点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在80年代，又引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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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20 我们先来讨论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这样的“个”的概念的时代背景：其实是要回应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和自身在新世纪发展道路时，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两大“问题意识”是贯穿整个20世纪的，而且一直贯穿到今天。鲁迅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敏锐地抓住了，这确实有眼光。而且他对问题的思考又不同于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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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22 强调“人是国民”，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是国家主义。当时最流行的观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应牺牲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孙中山就是热心鼓吹者之一，以后的政治家、政治领袖，也都鼓吹“国家至上”。尽管不断有人（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质疑这种观点，但国家至上始终占主流地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牵涉到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个后发国家，始终有一种赶超情结，要赶超就要进行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这就要依靠着国家的强权，将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化，就是人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规模的建设”，这就需要限制个人的自由，鲁迅说：“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就是看透了其间的矛盾。这样一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决定了国家主义必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晚清以降莫不如此。对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在其产生时，即20世纪初就有了，但比较集中的批判是“五四”时期。“五四”当然有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但人们却忽视了“五四”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就提出“我们应不应当爱国”的问题。他提醒要警惕有人利用国家主义来迫使人们无条件放弃个人幸福，他说片面强调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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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24 我们还是回到20世纪初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上来。当时许多人都强调“世界人”，这是对前面说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回应。这样的“世界”眼光当然是对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的一个大突破，但问题是在20世纪初的维新派眼里，“世界”就是“西方”，他们讲要做“世界人”，就是要向西方靠拢，“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文化偏至论》）。鲁迅要质疑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对西方的盲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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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26 因此，鲁迅提出“个”的概念，正是对以上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而他的“个”的概念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体精神自由”，主张“（中国）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这样一条“首在立人”而“立国”，强调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基础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和前述占主导地位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相对立，而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一致的：强调个体生命的独立、自主、自由，这就是“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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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28 80年代面临的问题：非个人化和中华中心主义的极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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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30 鲁迅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个”的概念，“立人”的思想，以及“五四”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在30年代以后，就逐渐地边缘化了，占主流地位的，始终是国家主义的思潮。但到了80年代，却突然引发强烈的回响，一时成为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中心话题，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爆发，当然不是偶然的。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的角度说，这是在“文革”时期，国家主义发挥到了极限的一个必然反弹。一方面，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被推到“至上”的极端地位，要求个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与牺牲——强调的是国家、集体利益的绝对一致，并最后落实为绝对服从，对个人利益和个性的彻底抹杀，从而将人的“非个人化”推于极致。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推向极致。我们这一代在80年代进入学术界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如何从‘非个人化’的极端形态，从‘中华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在80年代我认准了两个批判对象：一是封建专制主义，一是中华中心主义。这是我对自己以及我们那一代的痛苦经验教训的一个基本总结，包含了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我认定“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华中心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两大痼疾顽症，阻碍国家走向健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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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32 中华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国际、国内问题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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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34 我对“中华中心主义”的警惕和批判。我在1995年《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文收《压在心上的坟》），1997年《话说周氏兄弟》里，都反复谈到要警惕有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贩卖大中华中心主义。我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当前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很可怕很糟糕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是保古主义，一种是兽性爱国主义。”我提到了由著名的知识分子提出，风行一时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论，指出：中国经济刚恢复了“元气”，开始起飞，就这样“自我扩张”，实在是可笑又可怕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贫弱的时候装“孙子”，强大了就要当“老子”。我特地选了当时一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个“高论”，作批判的靶子：“进入90年代，随着西式乌托邦梦的破裂以及一系列在西方遏制下的民族意识的本能的反应，民族情绪开始复兴。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有一种使命意识，因为中国是伟大的，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有独特、非凡的发言权，中国应该成为新世纪的文明发源地，中国应该发挥示范效应，使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在我看来，“所谓‘新一轮’者，是古已有之的中华中心主义与十年浩劫中喧嚣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与策源地’论的新版本”，因此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做了一个世纪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梦，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使命意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灾难才过去二十年，伤口未完全愈合，为何如此健忘？而且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取得一份应该取得的自己的独立的发言权，偏要那么独特非凡。鲁迅曾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他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它为禽兽，一种称它为皇上，从来没有称它为朋友。这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又把外国人看成是禽兽。但是，禽兽很容易变成圣上，主人很容易变成奴才，主奴是很容易互变的，要知道，既可以独特非凡地君临于他国之上，也就可以独特非凡地充当他国的附庸。”我还引述了鲁迅的一段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并作了这样的提醒：在批评西方社会的弊病（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时髦）时，“要警惕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帝国主义这么坏，还是中国好。觉得当中国人的奴隶比当外国人的好，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逻辑，很容易迷惑人”，就特别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是1997年说的话。现在又过去了五年，这些话好像还没有过时：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大概又要做新的“大国”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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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36 我们批评中华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放弃民族主义？这其实是有历史教训的。周作人就是个例子。周作人为什么成了汉奸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国家观念非常淡薄，日本提出亚细亚主义就引起他的共鸣。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其实是有所预感的，他在临死之前和周建人的谈话中谈到周作人，他注意到北方的教授发表救国宣言，周作人没有签名。鲁迅对此是理解的，因为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其实是一种表态，多少带有表演性质。在鲁迅、周作人这样的思想比较深沉的知识分子眼中，这种表演式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鲁迅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还是签名好。”就是说还得有个态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底线是不能越过的。周作人的悲剧在于他越过了这条底线。周作人的教训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尽管大家都在大谈“全球化”、“地球村”，但这毕竟不是“世界大同”，国家还存在，就有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问题，就不能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也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反对、批判国家主义，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反对、警惕中华中心主义，也要反对、批判国际霸权主义：我们反对的是“一切霸权”，不能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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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38 我在这里想谈谈科索沃事件发生时我的矛盾心境。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无法言说》。因为科索沃事件非常复杂，在事件当中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的反应也引起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非常复杂的感觉。首先，怎么看待北约的轰炸？北约轰炸的理由是南联盟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但到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到底有没有种族屠杀，如果有，国际干预是否需要？这就涉及应该以人道主义还是以国家主权为第一原则的问题。在我看来，一定的国际干预是需要的。如果你的邻居在杀小孩，你该怎么办？是冲进去救还是站在旁边喊“不要杀不要杀”？我认为还是冲进去救比较合适，那冲进去是不是会妨碍到别人呢？不会！所以我的观点是允许干涉，现在世界一体化，国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问题，所以国际干预在科索沃真的发生了屠杀的前提下是必要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干预的程度有多大。如果你动用军事力量，伤及平民，那是不被容许的，当然我要声明我不管操作的，完全是思想家的立场，不是政治家的立场。有一条原则不能违背，那就是不能滥杀无辜。所以北约这样绕过联合国来采取军事行动，我认为是不对的。在北约轰炸的背后，确实隐藏着美国的霸权主义。“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制约和平衡，而苏联的瓦解使美国拥有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社会。我有一个判断：北约轰炸南联盟意味着美国走向反面的开始，它以后发动伊拉克战争，使自己陷入更大困境，不是偶然的。所以面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民族主义是不能被取消的。实际上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批判霸权主义的，权力的绝对泛滥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我认为当时中国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有它的正义性。我不同意一些知识分子把学生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理解为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学生的抗议当中，确实包含很复杂的东西。当时我在北大，我发现和正义感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倾向。学生为什么对科索沃事件反应强烈呢？因为学生普遍有一种幻灭感。在这之前我们的教育培养了学生的亲美感，现在突然发现了美国的另一面，幻灭感就会导致极端的反弹。当时一个学生把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全部抄了下来，他也给了我一份，这是很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提出要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打仗为中心”，在国际上要与俄罗斯结为联盟、大幅提高军费……这是典型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端法西斯主义——我也正是从科索沃事件的国内反应中，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与主权的矛盾，正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交织，反霸权主义与盲目排外的混杂，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交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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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40 最后，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我读鲁迅的《野草》，读得惊心动魄：“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狱》）我这样写道：“这世界大概就要在这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维持下去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科索沃事件中牺牲的平民，那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哭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国家”、“民族”、“世界”、“人类”这些大词，“类”的概念，掩盖了历史的真正承担者，这些“普通百姓”的“个体”生命的真实的痛苦。我们也因此理解了鲁迅在一百年前强调“个”的概念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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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42 80年代对20世纪初鲁迅问题的遮蔽，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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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44 我们现在再回到80年代的语境中去。同学们如果做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80年代，在我们对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个”的概念，以及“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作出积极的回应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鲁迅同时期对维新派对西方的盲从态度的批评，形成了某种遮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恰恰暴露了我们的问题：在80年代，我们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承接了世纪初的维新派的思想，把“世界”等同于“西方”，而且也是“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那时我们确实有一个简单的想法：“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要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英美的路”。这里也有个沉重的教训：50年代我们说要“走俄国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80年代我们又说“走英美的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要走“自己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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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46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理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看待这样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关系？五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作“兴无灭资”，就是要“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而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呢？记得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中有一条：“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道、博爱的观念”，后面还有一句：“不过经过教育，本人认识比较深刻。”有趣的是这个修饰语“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把“自由、民主、人道、博爱”这些观念都统统奉送给了资产阶级。而“自由、民主、人道、博爱”其实是普世性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独有。对此，应该作两个方面的理解：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贡献，那么，向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它们曾经侵略过我们。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鲁迅终身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向侵略者学习，他之所以要反对中华中心主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阻碍中国向世界，也包括西方世界开放。但另一方面，学习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吸取西方文明所贡献的普世价值，并不等于就要“全盘西化”。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不能把西方文化理想化、绝对化，制造“西方神话”，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崇拜——我们要反对一切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一切中心论。搞中华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中华中心主义不行；搞西方文化神话，文化崇拜，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行。其二，再先进的经验，即使是普世价值，也不能“照搬”，而必须和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其三，不能因此而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重视英美文明的贡献，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以至否认英美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也包括中华文明的贡献。我们说的普世性的观念、价值，应该包括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中所积淀的普世性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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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48 以此来观照我们80年代的“世界”观，就不难看出，我们把世界等同于西方，只认同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主张“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背后是有两个问题的，一是应该构建怎样的“世界图景”？一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既最广泛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又保持自身思想与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当时我们那种将西方世界“唯一化”的世界图景，不仅是鲁迅在世纪初就批判过的维新派的世界观的再现，而且也是“五四”时期的世界图景的一个倒退。同学们可以去翻一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卷”，里面有“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的“总目”，尽管资料并不全，但仍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视野是相当广阔的，所囊括的国家、民族计有：欧洲的俄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匈牙利、波兰，亚洲的日本、印度、波斯、犹太（族），非洲的南非等。特别注重的是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里，特意提到北京大学“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专门开班教授朝鲜、蒙古语，以为这“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他强调，讲“西方文化”，“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未免有点笼统”，并提醒人们更要注意希腊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介绍与研究：这都显示了一种开阔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视野和图景。相形之下，80年代我们自称要“走向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图景却是这样地狭窄，我们的世界想象又是如此地单一！最早向我们发出警示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王瑶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世界”，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可见你们的“世界”无非是“西方世界”。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忽视，显然和我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有关；“世界”想象的背后，是一个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但我对这个问题，真正有体悟，并开始新的思考，却要到9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我才认识到前面所提到的“重构世界图景”与“重建思想、文化独立性”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到了新世纪，更是意识到了：在继续广泛地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包括以“民主、自由、人道、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对这一点我是一直坚持，从未发生动摇）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直面“中国问题”，重视“20世纪中国经验”，以及东方、亚洲经验，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新的实验和创造，以寻求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进行新的理论总结与创造，以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资源。——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以后或许可以另作详细讨论，这里就只出一个题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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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50 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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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52 在80年代，我们对鲁迅20世纪初的思想的遮蔽，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将“个人”的概念理解为“害人利己之义”，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迷误”。到了30年代，他又对“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世界”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恋之态”提出婉转的批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但鲁迅的这些提醒和批评，在80年代却没能进入我的视野，可以说是对其视而不见；直到2001年我在上“和鲁迅相遇”课，重读鲁迅著作时，才引起注意和思考，并因此对鲁迅“个”、“己”的概念有了新的体认，在指出鲁迅的“个”、“己”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是强调“人的自主性”，即“摆脱了对‘他者’的依赖关系，不依附任何其他力量，彻底走出了被他者奴役的状态，从而进入了生命的自由状态”的同时，又有了这样的补充阐释：“鲁迅‘个’的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鲁迅讲的‘己’、‘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利己主义的‘己’，不只是看到眼前利益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己’”，于是，就引用了《文化偏至论》的这句话，并且说：“鲁迅讲的‘个’与‘己’，是有着非常宽阔的胸襟的大写的‘人’，是和他人、万物相通的”，“鲁迅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整个生命，以至整个宇宙都和他息息相通”，所以他说，“博大的诗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间事，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看到别个捉去被杀”，“是比自己更苦恼”的。这就是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己’的）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情怀的。他所讲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新的理解与阐释，显然和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引起的思想、文化，以至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直接相关，是由时代产生的“新的问题意识”激发下的新的感悟和新的思考。在这样的新情势下，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限，更全面、科学地确立“个人”的意义，“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与教育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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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54 建立更合理的“个人”和“他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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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56 一方面，我们必须反抗利己主义事实上的支配性影响，在“个人主义”的理念中注入“人道主义”的理念和情怀，强调人的群体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相关、相通与互助，提倡对一切生命（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命）的关爱，在共同发展与自由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发展与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警惕各种伪态，依然坚持80年代所强调的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坚持鲁迅的“立人”理想，自觉追求摆脱一切依附关系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自主性。也就是说，我们对80年代的“个人主义”理念，既要看到它的局限和可能产生的遮蔽和曲解，因此要有发展，又要看到它今天依然具有的现实意义，因此又要有所坚持。由此而建立起更加合理健全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依然相信“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自他两利”的伦理观（参看鲁迅：《我之节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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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61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75]

1706117862 我的精神自传 十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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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864 我们这门课，讲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概还剩下三次讲课的时间，原来预定要讲的有些内容恐怕讲不了了。而这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那么，就谈谈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期待，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期待。其实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不少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如《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之考察》、《追求文、理的融通》、《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沉潜十年》（以上收《学魂重铸》）；《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收《六十劫语》）；《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收《压在心上的坟》），《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与鲁迅相遇》之一讲），等等。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主要观点，梳理出几个问题，大略地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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