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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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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偶感》,《鲁迅全集》卷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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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钱理群:《相濡以沫——和中学教师的通信(十二)》,《语文教育门外谈》,170—1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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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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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心灵的探寻》,6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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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参看钱理群:《思想寻踪》,《六十劫语》,108—1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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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钱理群:《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人之患》,136—1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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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周作人传》,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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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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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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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自说自话:我的选择》,《压在心上的坟》,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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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下编 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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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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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正是2005年1月17日的早晨,面前放着我的第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后记”里写着“1986年4月27日晚12时”完稿,那么,我的写作生涯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再过一个多月,我的人生道路也要迈过六十六岁的门槛:似乎到了作一番初步的清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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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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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术、精神自传”,因为我的精神发展是与我的学术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背后是有我对学术研究的一种理解的,夸大点说,就是我的学术观吧。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与创作尽管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后者强调、前者却拒绝虚构,等等,但又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都是一种创造主体的生命运动。于是就有了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的选择:“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地升华”。[1]我喜欢在学术著作的后面,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的“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因为我每写完一本书,常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2]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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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出版的我的三十部著作,就是一部我这二十年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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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投入了我的生命,更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与本体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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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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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自我反观性。在这二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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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相应的写作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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