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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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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偶感》，《鲁迅全集》卷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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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钱理群：《相濡以沫——和中学教师的通信（十二）》，《语文教育门外谈》，170—1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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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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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心灵的探寻》，6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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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参看钱理群：《思想寻踪》，《六十劫语》，108—1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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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钱理群：《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人之患》，136—1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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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周作人传》，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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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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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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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自说自话：我的选择》，《压在心上的坟》，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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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下编 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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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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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正是2005年1月17日的早晨，面前放着我的第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后记”里写着“1986年4月27日晚12时”完稿，那么，我的写作生涯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再过一个多月，我的人生道路也要迈过六十六岁的门槛：似乎到了作一番初步的清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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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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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术、精神自传”，因为我的精神发展是与我的学术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背后是有我对学术研究的一种理解的，夸大点说，就是我的学术观吧。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与创作尽管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后者强调、前者却拒绝虚构，等等，但又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都是一种创造主体的生命运动。于是就有了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的选择：“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地升华”。[1]我喜欢在学术著作的后面，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的“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因为我每写完一本书，常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2]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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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出版的我的三十部著作，就是一部我这二十年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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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投入了我的生命，更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与本体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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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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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自我反观性。在这二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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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相应的写作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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