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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71 1989年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我却“想着另一个也许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我的这一隐忧来自历史,也来自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与理解。文章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劣根性”,希望引起警惕:“一曰‘酋长思想’。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好独断,喜‘定于一’,不习惯、不允许多元、自由发展”;“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百分之百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见、不同选择极端化,只承认‘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不懂得、不接受‘对立物互相渗透、补充’的观念”;“三曰‘噬杀’倾向。周作人说,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将来中国亡之根即在于此’。周作人将‘知识分子’与‘帝王’、‘流氓’混为一谈,自然是对知识分子的大不敬,但我以为这正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病症看得很准——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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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73 这里所说的,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帝王气”、霸气、杀气。这是历史告诉我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之间的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不同选择之间的争论,最后都要借助政治之力进行“实际解决”(鲁迅曾经愤怒地质问:“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间的最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36]“我有时在默默地观察当今活跃于文坛与思想界的‘名流’时,——无论是比我长一辈的,与我同辈的,以及比我年轻一辈的,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分子的专制”,我也时刻警诫自己身上的专制气。“人们说愚民专制的可怕在其‘不受任何约束’的群体的‘疯狂性’;知识分子专制的可憎就在其精细、严密的‘合法化’与‘科学化’。但在崇尚独尊、大一统,排斥个性、自由、少数、异己、分离、多元……上,则与帝王专制、愚民专制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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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75 “在中国,‘痞子’之多,及其在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都可以看作是落后的经济、文化加于中国变革事业的‘历史包袱’,或者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的玩笑’。这样,作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学者在不屑与‘痞子’为伍的同时,自己身上也沾染了‘痞子’气(‘流氓’气,‘匪’气)。”[37]到了90年代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特意引述了鲁迅的观点:“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并且说:“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间,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38]在21世纪初的讲课中,我再次详细地讨论了鲁迅关于“才子+流氓”的论述,强调:“流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商业文化”的“恶性嫁接”,“‘才子+流氓’气正是封建传统文人气息与洋场文氓气息的杂糅”,并且总结说:“有了这三‘气’:‘才气’、‘流氓气’与‘帝王气’,便可以不仅在上海,更在整个中国社会横行无阻——这也是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一再证明了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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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77 学术新贵,学霸,文化明星,二道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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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79 这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在2003年所写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一文中,又有了新的概括;知识界与大学里出现了“学术新贵”、“学霸”、文化明星,以及“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二道贩子”,他们都把前述“三气”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已成气候,成了“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让人忧虑的却是,今天所采取的政策,所建立的新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40]。知识分子的变化又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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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81 警惕“伪士”,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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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83 于是,就出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尖锐批判,这样的批判对促进知识分子的自醒无疑有当头棒喝的作用。但如果批判者自身缺乏自省,并进而把自己置于道德审判者的地位,那也会落入传统的道学家的陷阱。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再一次显示出新的意义。在写于2001年的《与鲁迅相遇》里,我这样写出了我的新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鲁迅的新发现与对自我的新的警示:“要评判、否定旧思想、旧文化,就先得批判、否定自己”,“从绝对对立中发现自我和他者的纠结,从单向地批判外部世界的他者,转向他我、内外的双重、多重批判的缠绕”,“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得到了彻底发展,批判的彻底不彻底就在于看能否批判自己。所以鲁迅一再说,别人总是说我无情剖析别人,其实我更无情剖析我自己。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精神的鲁迅,这样一个无情解剖自己的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迅’”。这也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知识分子中的“伪士”:“真、伪与否的一个重要划分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如果只是一味猛烈地批判别人,从不批判自己,这就很应该怀疑一下。”“中国是一个盛产道学家的国家,道学家是‘天国’的把门人,打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号,却干着排除异己的勾当,仿佛不经他的‘严格’得可怕的法网的筛选,就休想进‘天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看起来很是激昂”,其实“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且也是帝王气、流氓气十足,“鲁迅说,越激烈的人就越要引起注意,这是大有深意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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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85 而对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中的自我批判精神的认同,同时也就使得我的思考与写作具有了一种“反省性”的品质: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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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90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79]
1706118391 我的精神自传 二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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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93 时代巨变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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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95 1992年8月17日,在为刚刚“画上句号”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所写的“后记”里,我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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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97 “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历史巨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回过头来更深入地审视自我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以便为历史如此这般的发展找到一个内在的精神发展的逻辑。我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现了我自己与同类知识分子(中国的与世界的)精神气质上的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渗透、消长起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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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399 “此刻回想起来,促成我决心写书的,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动因:也许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突然变得‘可疑’,也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受到冲击,我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过去,每有不快,只要到校园走一遭,一切痛苦都会自然平息。现在却不能,校园已不再是‘精神的圣土’。我只能‘逃’回我的书斋,如同鲁迅所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写作过程中,我过着奇异的双重生活:忽而是有形的,无形的,说得出的,说不出的,有‘大名目’的,琐细、无名的……种种烦恼缠身,却因此而烦躁、不安,觉得一切都是‘无聊’;又突然转入无羁的精神漫游,诚实的心灵交流,天马行空般的思想驰骋,虽不免是悲剧的,荒诞的,却依然是严肃的真实追求,尽管永远也无结果,寻不出任何解答,但毕竟是全身心投入的认真的探索,因而感到精神的自由,心智的解放与生命的充实。因此,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再一次的‘自我拯救’,是用精神的充裕来补救现实的缺憾的,阿Q式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挣扎。”[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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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01 于是就有了那样的校园、社会气氛,那样的生存处境,以及那样的情感、心理反应,那样的生命困惑与挣扎。而我更想强调的是,在那样的生存与精神危机中,我的思考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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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03 按照当时及以后的流行的说法,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冷战”结束;有人更因此而宣布“历史的终结”。但我立刻警觉到:这背后依然隐含着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这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如前文所说,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我的思考与反省就有了另一个方向。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巨大曲折,却不能否认与回避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运动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农民、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其中也有像德国的海涅、法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各民族最杰出的代表。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吸引力?当知识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有着怎样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怎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我在历史巨变中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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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05 时代问题转化为自我追问:“我是堂吉诃德”,“我和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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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07 这首先是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必然地要反观于我自己,变成一个“我是谁”的自我追问。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发现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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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09 “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评价尚沸、我、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当事人,我却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又充满了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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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11 “另一面:‘哈姆雷特精神’的被压抑、扼杀,从而形成了我们精神发展的畸形状态;以及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质疑,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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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13 现实问题如何转化为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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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15 当确认“我就是堂吉诃德”,并思考“我与哈姆雷特的关系”时,就已经将自己与同代人置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谱系之中。现实的思考转化为历史的考察,就有了《丰富的痛苦》一书的写作。而且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17世纪初,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英国人,创造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而这两个“文学幽灵”却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走到了东方的中国。在东移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中介:德国与俄国,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就是说,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的东扩,几乎是同步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样,《丰富的痛苦》一书,在考察“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文学现象、精神现象的背后,就自然潜在着“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我是从对知识分子身上(当然也是我自己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剖析、自审这里切入,来考察、反省历史与现实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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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17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审视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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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419 在审视堂吉诃德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对“黄金世界”的向往(见塞万提斯原著第一部第十一章),并有这样的阐述:“这是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道德崇高的,公有制的理想的群体社会。这样的渴望回到人类原始状态的理想,是很容易想起塞万提斯的前辈,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对未来的‘乌托邦’世界的描绘的。”而堂吉诃德所特有的“天赋使命感”却使他的乌托邦理想追求,“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圈”,“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苦难哲学、斗争哲学,无限地焕发出了堂吉诃德的勇敢、意志力,和忠于信仰的牺牲精神,从而自塑出一个道德完善者的形象,或者说圣徒的形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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