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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591 同时引发思考的是，不仅是昨天、更是今天的民间思想者的意义，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我并不想美化民间思想者，但我仍然要强调“民间思想者的存在本身，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杀的价值”，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他们至今还是一个不被承认的群体。事实上，一个民族思想学术的发展，尽管一般说来，是以学院的专业研究作为主力，同时又必须以民间的业余的研究作为基础与后盾，而二者的界限又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必须）互相交流与转换的。而我自己则一再谈道：“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与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思想、灵感的一个来源，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感应’。”[107]我极其珍视，并且竭力地保持与这些民间思想者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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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593 我把自己所做的以上工作，称为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并有这样的阐述：鲁迅在20世纪初，殚精竭虑地“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108]——下文将会谈到，世纪之交我又回到鲁迅这一命题上来，曾对“精神界之战士”做过这样的解说：“‘精神界之战士’首先具有‘摩罗’也即‘恶魔’的特点，鲁迅有一个概括，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他们“正是鲁迅所期待的首先‘立’起来的‘人’，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信仰，自觉地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有自由创造精神和想象力，更有强大的主体独立意志，‘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同时又‘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反抗’，是批判的战斗的知识分子，而且……这种批判是广泛与彻底的，有一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劲头。二是注重行动，即所谓‘指归在动作’，是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109]但鲁迅对精神界战士的呼唤，在20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于是，他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的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110]无论是1957年的右派学生，还是“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无不具有精神界战士的精神与品格，这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111]，精神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鲁迅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经过50年代与60年代两代青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在中国的民间得以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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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595 而我更关注的是，这样的精神谱系在现实中国的年青一代中的承续。坦白地说，我曾经感到失望与忧虑。这是有根据的：90年代以来，大学生们曾有过一段沉寂，以后商品经济的浪潮的冲击，又产生了精神的困惑。记得在90年代初给大学生讲鲁迅时，就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是争论“鲁迅应该进博物馆，还是依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背后却是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生命之重，还是生命之轻？[112]但到1997年我在讲“话说周氏兄弟”的选修课时，却意外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情况几近于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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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597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份由北大学生社团时事社所写的题为《寻找真北大的声音》的宣言：“一群依旧充满理想，一群依旧心忧天下，一群有着热血和责任感的青年聚首一起”，“他们试图以自己的行动宣称北大的精神不会消灭”，“批判地叛逆地永远抗争，积极地建设地不断开拓，这才是北大的真精神。而时事社正是以这种中国从来罕有的精神品质为社团灵魂，并努力将这种精神散播开来”。[113]这显然是对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之战士”传统的自觉承续。也在这一阶段，我接触到了一些北大与校外的学生、青年写作者，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就有了这样的判断与分析：“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至9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这世纪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114]有如沙漠中发现了绿洲，我内心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或许也因此多多少少将年轻人理想化，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弱点，我自己尤其如此，但当年轻人开始走出迷惘，走自己的路时，为他们呐喊，给予鼓励与支持，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历史中间物”的应有之义。于是，我先后写了《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余杰〈火与冰〉序》、《“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摩罗〈耻辱者手记〉序》、《喜读〈新青年文丛〉》等文，在青少年中引起很大反响，但也遭到了许多指责，我却至今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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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02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81]

1706118603 我的精神自传 四　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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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05 选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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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07 小学五年级老师征求“我长大了做什么”的签名，我填的就是当老师：这是年轻时候的第一个梦。到了中学，就想当作家，而且是儿童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教师梦的一个延伸。[115]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而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于是转而想当学者。1957年鸣放期间，公开宣称同意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并宣布自己向往的就是“一间屋，一支笔，一本书”的书斋生活，却因此番言论戴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没有被打成右派，已是万幸。大学毕业时，欲读研究生而不准，理由是“你的书已经读得太多，因此变蠢了，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改造”。于是，又阴差阳错，当上了教师，先后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一教就是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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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09 到1978年成了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学者道路终于在我的面前敞开。但我却发生了犹豫。原因是我骨子里的堂吉诃德气，使我迷恋行动，有一种当一名“战士”的内在冲动。那时中国正处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在做研究生的第一年里，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直接投身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学者之路，并且越来越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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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11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院派的价值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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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13 但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转化为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有过这样的观点：“政治”就是“官本位”的“权力政治”，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世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等等。[116]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决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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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15 对这样一种将学院派的选择绝对化的倾向，我当然不能认同，但却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因为，在中国，学院派的追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实践，即使是论者所说的“学术本位”的呼吁盛行一时的90年代，也很快为商业化的浪潮所淹没，“纯学术”甚至也成为一种包装，在这样一个表演型的“假学者”横行于世的时代，一个“不读书”的时代，真正的学者坚守学术本位，不为政治与商业的诱惑所动，保持学术的独立，淡泊明志，一头钻进象牙塔，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也是需要勇气，而且是值得尊重的。因此，当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学院派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以至否定的时候，我倒是愿意为真正的学院派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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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17 当然，我也同样看到了学院派的危机。在我看来，除外在的学术环境实际上不利于学院派的发展之外，危机更来自学院派不能清醒地意识自身的有限性，对可能出现的陷阱缺乏必要的警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表示了这样的“忧虑”：“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退回学院’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把学术研究变成纯粹的技术操作，成为证明某种西方流行理论的有效性的智力游戏，从而失去内在的生命底蕴与活力。”[117]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则谈到，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现代学术”自身的危机：“当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趋向职业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可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业行为，这一方面促成了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但同时也可能（自然不是必然）使研究成为纯粹的‘学术操练’……这样的‘无魂的研究’是手段变成目的所结出的苦果”；“当现代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行为，这一方面为研究成果的传播，社会接受与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并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但它同时也孕育着学术研究完全商品化的危险，人们同样将手段变成目的……（造成了）‘泡沫学术’与‘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118]学院派的学术不能回避的还有与体制的关系，在学术研究越来越体制化的情况下，一方面学院里的学者有可能在我所说的“新的科举制度”（它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与烦琐的操作程序）的控制下，失去独立自主性，同时也会有少数的学院派学者在新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成为“学霸”。在一篇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里，我还谈到，有“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术可能做得不错，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这样的学者或许还没有达到“学霸”的程度，但却也会因将自己的研究观念、方法绝对化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术的创造力。[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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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19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是我在走上学术道路时，所面临的问题：怎样既不重踏政治至上，学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覆辙，又能够避免淡化历史与现实问题，而失去学术活力的危机？也就是如何在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经过此后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在世纪末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这样谈到了自己的认识：“（我）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生活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这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充分重视中国本土的经验。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产生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但思考与研究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以实现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既要对当事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语境下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后果是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当下现实。”[120]——这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经验的一个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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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1 以上是对我初入学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困惑所引发的一些讨论，现在再回到历史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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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3 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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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5 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了王瑶先生的助手；而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撰写《〈故事新编〉散论》，这是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述，是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写，却准备了二十多年。于是，我有了一个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作为学者的王瑶，感悟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拿出一大堆大小不等的纸片，让我熟悉‘材料’。我打开一看，只见这些纸片，有的是剪报，有的是正规的卡片，有的竟是香烟盒、旧日历；上面或密密麻麻地抄录着原始材料，或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言两语偶尔掠过的思考，有的就只有有关材料的出处；再仔细看，这些纸片的时间跨度竟长达几十年，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就有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徐淦《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的剪报，196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的剪报，1963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周企何《川剧丑角艺术》的剪报，写着‘1980年《戏剧学习》2期丁扬忠《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几个字的纸条；还有几张纸条，则是先生平时在欣赏电台广播的肖长华、姜妙香合演的京剧唱片《连升店》，尚小云、荀慧生合演的《樊江关》时，随手记下的，时间大概总是五六十年代；另一张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前先生在观看了拍摄成电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后记下的几句台词……看着这一堆已经发黄的纸片，想到先生为了解决《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问题这一鲁迅研究中的难题，竟思考、酝酿、准备了二十五个年头，想到先生八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刻刻都处在学术研究状态中，连平时看报、听戏、看电影都能随时赋予他学术的灵感，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学者生涯的特殊魅力，对作为‘学者’的先生似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正式的学术论文，这在先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他仍然是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做着最后的文字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文章的每一个小标题，他都与我仔细地推敲过，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既要能概括文中的内容，又要文字简明，还要前后字数统一，具有形式上的匀称美，‘且说《补天》’这个标题就是先生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琢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最后定下来的。我发现，精心选择、调遣语言文字，对于先生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是那样兴致勃勃，甚至是怡然自得地品味，吟哦，陶醉于其间，神态又是那般的洒脱、从容……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121]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这“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122]，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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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7 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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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9 我知道，我自己的本性或许是更接近学术的。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诱惑。我曾谈到“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123]按我的理解，所谓“步入当年的情境”，就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故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我在《周作人传》中曾写有“风雨故人来”的专节，这是我写得最为动情的文字，记得陈思和君在评论《周作人传》时，特地提到了这一节：他算是看懂了我的文字。[124]文中所说的周作人的读书与写作境界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对学术研究的理解与追求的：“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在与‘遗烈’结缘、对话中，使自己寂寞的内心得到慰藉，精神也得到升华。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与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将自我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就是在历史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与理由”。[125]我后来在《读周作人》中又引述周作人的《〈风雨谈〉小引》，这样描写了和故人结缘的读书与写作的心理过程及所构成的意境：有如“风雨故人来”，“始而‘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这淡淡的忧郁中的淡淡的喜悦，所谓“寂寞的不寂寞之感”，自然不只是读书、治学的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126]我经常谈到自己感到“热闹中的寂寞”时，就去读书与研究，以求“寂寞中的充实与喜悦”，所说的正是这出入于学术的心境。这样的与故人结缘的研究，是有严格的选择的，即有所谓“有缘”还是“无缘”之分。现在想起来，我真正有缘的故人并不多，经常造访的，主要是周氏兄弟，此外不过是曹禺、艾青、穆旦、萧红、路翎、师陀等五六人而已。外国朋友则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海涅、屠格涅夫诸位，都是从小就十分仰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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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1 吸引我的，更有语言文字的美，我的文学研究的真正动力其实是来自对语言的迷恋。我多次谈到，“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的”。[127]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我的研究起点，常常是对作品的朗读，通过如痴如醉的曼声吟哦，进入作者的语言世界和内心世界；我曾经这样谈到我的经验：“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的那种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里面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这已经是我的一个经验：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128]——这不仅是阅读、讲解鲁迅，自然也包括研究鲁迅。我还这样描述一次难忘的集体研讨的经历：“我们黎明即起，在桂林山水的掩映下，大声地朗读作品，流连于语言文字的声光色影之中……最难忘的，是那一刻（仿佛是一位朋友正在朗读《果园城记》）没来由地突然感动，泪水满盈，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或许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研究。”[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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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3 尽管我是通过感悟语言来进入作家作品研究的，而且我还始终对作品的形式，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我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却很少讨论艺术问题，文学形式与文学语言的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以至于“有时深夜翻读自己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负疚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省：我“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迷恋，更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在我有可能来独立设计自己时，时间的紧迫感使我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避免作大幅度的调整。这样阴差阳错，我终于与文学（形式与语言）失之交臂，成为了生命中永远的遗憾”。[130]当然，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述，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还是贯穿我的全部研究的，如果仔细察看，是不难看出这样的研究内在思路与线索的。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支持朋友们（特别是年轻朋友）的有关研究，并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如提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的设想[131]，主编《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等；我也多次表示对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文学本体的丧失”的不满：“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烦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与直觉力”，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的忧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这方面已经或将要取得的成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则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从90年代末开始，我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文学教育，先后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中文系本科学生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研究生的“《野草》研读”，还和一些朋友先后编撰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读本》、《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大学文学》等读本或教材。我对中小学语文的关注，其中心点之一也是倡导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在我看来，对大中小学生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对我自己而言，则是一种精神欠缺的补偿，是对自己的“文化、思想史背景下的文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弊端的一个必要弥补。[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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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5 对我来说，学术研究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在这方面，我或许更多地受到了吴组缃先生与林庚先生的启示。——他们与王瑶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80年代的三大巨头，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影响也确实巨大。我曾在一篇吴组缃先生小说选的序言里，这样谈到“吴先生做人与作文的追求”：“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言他人所不能言，写他人所不能写”，因此，他“每有一作，必在对于生活、人生、人性的开掘与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并且认为“这样的独立创造精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133]记得王瑶先生也曾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高标尺：每写一文，必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或提供新材料，或提倡新的观点、思路，必要有自己的发现；而所写的重要论著，则应成为所研究的课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别人的研究可能也必然超过你，却不能绕开你的研究。老师们的教导，成为我的自觉努力的方向：我的每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从《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到《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地有新的开拓，而且每一部著作在研究方法、结构方式、叙述方式……上都有不同的新的探索。我因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的这些著作都是学术文体的实验之作，这样的实验性学术给我带来的兴奋、喜悦是难以言说的。而这样的实验欲求，本身就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我在总结《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时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我的这一次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这样的形式实验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134]，其吸引力就在于这样的实验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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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7 而更让我醉心的是那样的研究：“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研究。在这些更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中，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人们开始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的种种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它是不可重复的，但也仍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并且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本质。——对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135]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一是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一是学术研究的“不可规范，无以归类”性。这类研究，常有神来之笔，是连自己都无法重复的，自我的创造力能够得到这样自由无羁的发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我的研究中，每遇到这样的创造的快感，我都是分外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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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9 照亮我的学者之路的还有林庚先生的一番话。那也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永恒记忆：林庚先生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课时，将他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凝结为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136]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突然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思路，各种不合常规的构想与想象，层出不穷的计划、设想——不仅是我自己的，也还有关于整个学科发展的计划与设想，弄得兴奋不已，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紧写，赶快做。[137]我经常陶醉在这样的执着而疯狂的投入性的研究中，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乐趣。我曾经这样审视自己：“我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我的内心深处，时时涌动着不断地破坏与创造的生命欲求，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在一个领域深挖细刨，总是渴望着到未知的‘远方’去作新的开拓”，“我真的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永远听见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诱惑），同时又感到后面有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我，我就这样被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所驱使，一刻不停地向前奔突、探索，无休止地做着新的试验。明明知道，周围的朋友（包括学生）也不断告诫，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缺陷、遗憾，这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还会经常把自己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等等；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多少次试图皈依，但终于发现我不能、也不愿改，我无法按别人以及某一程度的我自己要求、期待我的那样去做，我仿佛命中注定，只能做这样的有缺憾的选择，这才会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就为了这一点，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许仍然是值得的”。[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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