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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9 照亮我的学者之路的还有林庚先生的一番话。那也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永恒记忆：林庚先生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课时，将他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凝结为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136]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突然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思路，各种不合常规的构想与想象，层出不穷的计划、设想——不仅是我自己的，也还有关于整个学科发展的计划与设想，弄得兴奋不已，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紧写，赶快做。[137]我经常陶醉在这样的执着而疯狂的投入性的研究中，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乐趣。我曾经这样审视自己：“我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我的内心深处，时时涌动着不断地破坏与创造的生命欲求，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在一个领域深挖细刨，总是渴望着到未知的‘远方’去作新的开拓”，“我真的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永远听见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诱惑），同时又感到后面有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我，我就这样被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所驱使，一刻不停地向前奔突、探索，无休止地做着新的试验。明明知道，周围的朋友（包括学生）也不断告诫，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缺陷、遗憾，这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还会经常把自己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等等；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多少次试图皈依，但终于发现我不能、也不愿改，我无法按别人以及某一程度的我自己要求、期待我的那样去做，我仿佛命中注定，只能做这样的有缺憾的选择，这才会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就为了这一点，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许仍然是值得的”。[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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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1 教育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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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3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不只是学术的诱惑，更有教育的诱惑：我曾在一篇写于90年代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也就是说，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中，“老师”是居于首位的：“老师，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139]，我的第一本随笔集命名为《人之患》就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借用一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孟老夫子的古话，对于我，既是写实，又是自嘲，该是恰当的。”[140]而且还有这样的阐述：“有朋友说，听我讲课，比看我的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竟也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又是共同创造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熟识的与不熟识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学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141]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惩罚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与青年学生隔离开来。——后来有关部门真的这么做了，尽管未必有效。我过去头顶上都悬着一个“争夺罪”，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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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5 如前文所说，我从小就有当老师的理想，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我如此醉心于教师的职业，显然有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自我的动因：这是与“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直接相联系的。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而最能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的，又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空间。简言之，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讲我之鲁迅观”，这就是年青时代的一个梦，是决定了我的后半生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自我选择，而且二十多年以来，从未动摇，也从未间断过。从1985年上半年给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级本科生开设“我之鲁迅观”课，到2001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与外系2000级本科生讲“与鲁迅相遇”，下半年为研究生开设“最后十年的鲁迅”的讨论课，前后讲了十七年的鲁迅，有将近二十一届的北大中文系与外系的学生听过我的鲁迅课或讲座，这可能是我的后半生事业的最可观的成就。它与我前半生在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执教十八年（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讲鲁迅，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更是自觉地向年轻人传播鲁迅思想），与退休以后两年多以来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深入到中学生中去讲鲁迅，构成了一个以“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为中心的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同时也构成了我的极为可贵的精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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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7 无法回避的内心的疑虑，以至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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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9 当我沉湎于大学里的学术与教学生涯的宁静时，我的内心深处却又时时涌起阵阵不满、不安与自责，终于在1997年由一本《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引发了一次集中的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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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1 “（我）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感，而时时想到鲁迅的‘骂人’，企望从中得到些许精神的支援。汪晖在他为《恩怨录》所写的序里反复引用的鲁迅的那句话：‘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我也是常常记起的；因为正像汪晖所说，‘这是平和中正的时代，退居宁静的学者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各相隔绝的时代’，而我正是生活在这校园里的‘墙’内，被社会认定，扮演着‘宁静的学者’的角色。这或许正是现代文明的追求，是发展现代学术的需要与必然，而且也不能说对我毫无蛊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长期奋斗的一个结果与归宿，但我无法回避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与悲哀。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及年轻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悲哀。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是一个真正令人神往的精神境界：“那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那大爱与大憎的结合，不正是我们当下社会、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自己，所匮缺的吗？”[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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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3 这样的情感的喷发，当然不是偶然的：有我自己的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深刻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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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5 自我学术遭遇引发的心灵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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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7 先说我自己的学术命运，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灵的风暴。我从不讳言：我的学术研究属于“野路子”，总要触犯各种戒律，因此，无论写作还是出版，总是不得安宁。首先是几乎没有一部著作没有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主编、编辑，还有我自己，层层动手术，与读者见面时已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我都一一记录在案，写有《立此存照》十八篇，可参看。而几乎每书（自己写的、编的）一出，都要引起轩然大波，或誉或毁，都很极端，可谓爱憎分明。自然，其中也有中肯的批评，严肃的心平气和的不同意见的学术商讨，以及借题发挥式的学术讨论。这些正常的与不正常的学术反应，我也有记录，曾编为一辑：《生命延伸——关于我的学术研究》，收入《六十劫语》一书中，可参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的追求，一方面，我深信：“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都应该是开放的，即是说，它的学术生命将延伸到读者（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发挥……中，在读者的‘再创造’中得到真正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些讨论式的反应正是我所期待的。[143]另一方面，我又信奉鲁迅的文学观：“诗人者，撄人心者也”[144]，而且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它是要搅动人的灵魂的：或引起心灵的震撼，夜里睡不着觉；或触动某些人的某根神经，气得跳脚、骂娘，由此引发的毁誉分明的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评价、论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情下，总是有人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或学术权力，对自己不赞同、看不惯的异端进行惩罚；更有些人手中并无权力，于是就进行告密式的揭发批判，以望引起掌权者的注意，而予以惩罚，而这类鲁迅说的“乏走狗”的伎俩，却往往得逞。这些都必然引起我的愤怒，却又因无权无力反抗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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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9 这里要讨论的是来自学院派的某些批评与诘难。可以说，有一种批评性的意见，即“不严谨”、“主观性太强，六经注我”，以及“过度阐释”等等，几乎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研究，而且好像至今也还有这样的非议。对此，我有具体的分析，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它促使我反省自己的研究所确实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如前文所说，我的知识结构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时有常识性的错误。记得我的《周作人传》写出后，曾请舒芜先生审稿，他指正了数十个错误，真让我羞愧难言；后来，舒芜先生要写书评，问我要不要指出这些问题，我回答说：当然要写，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提及，而是对全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爱护与鼓励，内心的感激也是难言的。对类似的批评指正，包括最近一次我的《与鲁迅相遇》中的一处错误，一位读者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我都是欣然接受，并心怀感激、不安与内疚的。出现这样的错误，还与我的前述过于强烈的写作欲望，急急忙忙往前赶的写作状态与方式直接有关，因而我写得太多太快，难免不拘小节，显得粗疏，留下易被抓住的小辫子。这甚至暴露了我精神气质上的某些弱点，我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此提醒我：“今后你要在学得鲁迅的敏锐、峻急、愤激的同时，也学一学他的从容、镇定和通脱。”[145]这确实是击中要害，却又涉及人的本性难以改变，我也因此常有无奈之感。其二，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念、方法与追求之间的争论，而对这类学派之争，我的态度一贯是两条，一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即所谓据理力争”——不过我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对一切善意的以及不善意的挑战，我通常的对应办法是不予回应，我行我素，用研究实绩来证明自己研究的合理性与价值。这里其实是隐含着一种学术自尊、自信与自省的，在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我就对自己的研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期待：“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缘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姿态。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146]二是“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147]比如，面对“过度阐释”的诘难，我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介入的研究方式，同时也以此为警戒，要求自己掌握好其中的“度”。而如何发掘对方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实质上是一个在异中求同，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陷阱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注重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研究工作上的意义这一点上，我与我的批评者之间就有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自己属于学院派。我深受鲁迅与王瑶先生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传统的影响，可以说，我的每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有新的学术眼光照耀下的史料的新发掘，像《丰富的痛苦》这样的著作甚至因为引文过多而影响了行文的流畅。——当然，无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写作策略，一个必须的妥协，是为获得现行学术体制的承认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更深层次的史料观上，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生命史观：“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因此，在我看来，强调史料的独立准备，不仅是为了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148]——这大概就是“异中求同”，又“同中守己”吧！其三，不可否认，有的批评、指责，是把自己的具有某种合理性的研究思路夸大为一种评价标准，符合自己的研究思路的即为“学风严谨，具有科学性”，不同者即为“学风不严谨，科学性不足”。本来作为个人，要坚持这样的评价标准，至多不过是一种偏见，因此，对这类纯属个人的批评，我虽不能同意与接受，但仍尊重其批评的权利，但如果这样的偏见与一定的学术权力，甚至行政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追求的一种压抑，而我对此类权力的压迫是特别敏感的，情绪反应也特别地强烈，常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批评者所采取的常是一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即他所抓住的确是你的“小辫子”，但借此而进行全盘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批评：抓住的是《周作人传》中的两条常识性的错误，在此之前也有人批评过，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样的人能当博士生导师吗？——我一生中，不断被这样的质问所困扰，这一次是学术的，下文将要谈到的，则是政治的，这都说明我这个所谓“学者”大概是不适合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生存的。而且还要给我加上可怕的罪名，这回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恐怕会很快就‘辩证’地消亡泯灭了”。而这样的批评很快就得到了体制的支持：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开会审批博士生导师资格时，有关部门违反常规地在会上散发了这篇文章，结果自然是“未获通过”。[149]这样，我所要面对的实际上是学术批评、争论背后的学院学术体制，不仅无力抵抗，有时为了获得起码的物质的与学术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作出许多妥协，这都会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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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1 这样的痛苦我自己是能够承受的，因为我毕竟是压不住的；真正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对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压抑。我在《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一文中，曾专门谈到“如何对待‘特别’的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学生，常常有一些以寻常的眼光看来是比较‘怪’的想法，他们的思维是反常规的，经常让导师都大吃一惊。很显然，这样的学生，连同他们的古怪想法，是很容易被否认与抹杀的。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怪念头’有的恰恰是极富创造性的，甚至是超前的，但同时又是与一些混乱不清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就有责任要保护这样的学生的极其可贵的创造性，那些属于未来的创造的萌芽，同时也要指出其问题，加以引导——引导也是保护。这样做的前提，是导师要有自我质疑的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不懂的，不能理解与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就是错的、不好的。”[150]这自然是有感而发：因为缺乏自我质疑，以自我学术为标准，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的问题，是在学院学术与教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我身处其中，又具有强烈的中间物意识，就很容易和这样的学院体制发生冲突。同时又不满意于学生的“不争气”，面对学生论文中的明显的疏漏，有意保护而不能，这就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与难言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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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3 北大与学术“失精神”引发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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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5 而在1997年前后，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正临近它的百周年纪念，它引发了人们对北大现实的批判性审视。首先感到校园危机的是敏感的年轻学生。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编辑部的文章《寻找真北大的声音》里，这样写道：“在炎热的燕园，眼前不断变换着景物……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受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只有TOEFL培训和招聘的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面孔了，理想与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实在难以找寻到北大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听不清理想主义的声音，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151]这呼唤或有片面之处，却是绝对真诚的。后来，我应时事社之约，作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好像是在校外，而不久就听说时事社没了，我大为震动，前来报告的学生闪烁着的泪光，像火一样烧灼我的心。我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些学生民间刊物，冲破了思想沉寂状态，重新高举精神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表现了极其可贵的批判、创造精神与勇气。但又立刻引起了这样的自责：我恨自己的软弱与无力。就连此刻我所写下的这一切，所谓史家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呢？说穿了不过是阿Q式的自慰——这样的自责与内疚，就是我后来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出来说话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因，我依然是在还债，而且我很清楚，我不过是将这些年轻人的声音放大，公开说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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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7 接着又一件事让我震惊，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文系一位年轻教师，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北大的问题，呼吁北大应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学术、教学危机，却招致领导的震怒。我想起了鲁迅1933年所说的一句话：“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152]在1997年10月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道：“因为北大精神的失落感，以及追回失去的精神的焦灼感，以及对这些失落感、焦灼感的质疑，由此引起的自我嘲讽……这一切都搅成一团，弄得我不得安宁，而且随着百周年校庆的临近而愈加强烈，而且看不到平息之日……”[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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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9 而这样的“失精神”的现象，并不只是北大的问题；或者说，北大的问题只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而我所从事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因为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血肉联系，对这样的“五四失精神”的现象的反应，自然是格外敏感与强烈，而且引发了学科发展的危机感，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十五人谈”的一组文章，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曾有过争鸣的辉煌历史，但近年来却陷入了沉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对当下的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问题，放弃了发言权”，在这位学者看来，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与发扬“五四文化批评精神”，“永远和时代与社会保持一种离心力，一种文化批判姿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而另外一位学者则更进一步指出，不应用“学术化”来“掩盖思想力的贫弱，掩盖对‘重大问题’的缺乏反应能力”与“‘学术’的贫困”：“我怕有一天，这学科会成为一个看似‘自足’的学术沙龙，因自言自语而沾沾自喜，在与外界缺乏交换的封闭状态中自我消磨。”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改变一下心态、思路和方法——把历史还给历史，让学术成为学术，用平常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学科，但用更严格的‘古典化’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因而呼吁“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154]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精神界战士兼学者”的学术传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传统之间的论争的继续。我当然是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但我对后者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且从我强调学术研究的个人性的立场出发，在我看来，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是与自身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的，是不能、也不必勉强的，在这个意义上，争论并无多大意义，只能是各自陈述，各行其是。对于我来说，最终走向精神界战士之路，同时又对之不断进行质疑，都是由我内在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欲求所决定的，是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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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1 鲁迅“精神界之战士”传统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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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3 讨论中所提出的“对当下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挑战的“应对”问题，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有过这样一个概括：“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中国的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不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风行一时的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号称‘后起之秀’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者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窄’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155]如前文所说，90年代初以来，我对启蒙主义、激进主义思潮曾经有过反思，特别注意到其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危险与历史教训，但现在所面临的却是对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全盘否定，这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并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而面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严重的国民精神危机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正面价值却反而得到了显现。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156]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重新强调理想、神圣、激情与启蒙，自然有其反拨的意义，但又极容易落入完全忽视历史曾经有过的教训，将其重新理想化、绝对化的陷阱，这同样也是我所不能同意，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正是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鲁迅的经验又被重新发现与观照。我后来这样概括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立场：“尽管怀疑启蒙主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但仍不放弃启蒙的努力”[157]；可以说我是在鲁迅这一“‘怀疑启蒙而又执着启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158]启示下，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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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5 也可以这样说，在90年代末，当鲁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界一些人的主要批判“靶子”时，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重新发现了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的榜样的意义。如汪晖在他的《死火重温》里所说：“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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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7 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是对鲁迅的传统认识的一个深化，更是寻找自我位置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如前文所说，在“文革”结束，重回北大校园一开始，我就存在着一个“做战士，还是当学者”的矛盾，而当时的“战士”概念主要是指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但我事实上是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素质的，这是自我的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我对“精神界之战士”做过这样的解说：不同于一般的战士，“他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他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160]这样，学者与精神界战士之间就获得了内在的统一：都同样以“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为自己的对象，学者从事的是学理的探讨，历史的考察；而精神界战士的工作是现实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思想启蒙。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后者则是将前者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力量，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的普及工作。但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除了时间与精力之外，也还有类似鲁迅所说的“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文化批判也一样——钱注）”的矛盾，“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161]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有不同的侧重，其社会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重点转移。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在1981—1996年这十五六年的时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从1996年末开始，由于前述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因素的推动，就将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文化批判与启蒙工作，也即学术的普及工作：这是我的“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学术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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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9 社会角色的重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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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1 这样的重心转移是以两篇演说（1996年10月25日晚在北大作《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公开演说，1996年11月整理的《鲁迅〈野草〉里的哲学》的演说），一门课程（1997年下半年开设的“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程，后以《话说周氏兄弟》为名整理成书，还以讲课中的部分内容在北京及各地高校作公开演讲），三篇文章（1998年先后发表于《读书》、《方法》等杂志的为北大百周年校庆所写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以及《“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为标志，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这些文章及在此前后写的系列文章，就产生了更大影响。这些演说、课程与文章、文集，显然是以我的周氏兄弟、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作为学术后盾，是前文所说的我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与“幸存者”的思考的结晶，包含了对北京大学传统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体制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反省，国民性弱点的剖析，背后的伦理观、历史观、哲学观、话语方式的追问，以及精神界战士的追寻，等等，其中贯穿了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核心）的呼唤，自然引起了年青一代强烈的共鸣。——我实际上是试图在90年代的中国，重新推动新的思想的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是“五四”启蒙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对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实就是不但“讲五四”，而且“接着往下讲，往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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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3 我的研究与写作也因此走出了校园与学术圈子，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所谓“忠实读者”的群体，我曾有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现世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一时，物欲横流，精神则处于被消解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与之相对抗的选择与努力：一部分人仍在坚持独立的思考，由于处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之中，经常处于精神苦闷之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饥渴；他们在中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多，绝对数却并不小。其中有大、中学的青年学生，他们本来就是现当代文学的主要接受对象，自然也是我们的研究著作的主要读者。我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些遍布于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与乡镇的‘文化人’，有的在地方文化、教育部门任职，有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公务员，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的学术的重要接受对象。一方面，作为忠实的读者，如饥似渴地读我们的书，同时又向更广大的人群（朋友、学生）介绍、宣传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学术就有可能走出专业范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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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5 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于是，对“我为谁写作”就有了新的思考与追求：“我‘为中国读者而写作’，我从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与思考中获得问题意识，以此作为我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以中国读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的接受与评价，作为自己的学术价值的主要依据与体现”，“我更希望我的学术著作能够走进更广大的人群中，因此，我更‘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我更重视中国普通读者对我的学术的接受与评价。由此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所谓‘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既适合于专业对象，又为专业外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学术语言与学术文体。因此我尽量少用专业性过强的术语，力避艰涩的过于欧化的表达方式，力求明白易懂，并且有意识地以一种坦诚、亲切的，与读者交心的方式，采用多少有些感性化的诗性的语言，注重细节呈现，强调现场感，将分析寓于描述之中”；“这些年还自觉地尝试‘对话体’、‘漫游体’、‘讲课实录’等学术文体：这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学术著作走向中国的普通读者，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162]这仍然是在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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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7 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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