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8790

1706118791 当然，对于我来说，重提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革命精神，绝不是简单的全面回归，更不是对历史存在的错失的规避与美化，因为历史的教训早已成为生命记忆的不可抹杀的部分，更因为同样是生命内存的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的理性精神的日益强化，并且已经形成了前文一再强调的往返质疑的思维方式。因此，当我在重新唤起那些革命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始了新的质疑，我清醒地知道，与历史合理性同时存在的是历史的局限性，甚至潜藏着某种陷阱。这样，到了世纪末与新世纪初，我已经不可能如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中期那样，充满自信、决断地言说，而只能在质疑中坚守自己的价值理想，同时强调它的个人性；我同样害怕，“在寻求中”，“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年轻人。[186]

1706118792

1706118793 在质疑中坚守这样的价值理想，就决定了我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自我定位。这正是我一直紧张思考的第三个问题。

1706118794

1706118795 “真的知识阶级”，批判的知识分子：我的选择与命运

1706118796

1706118797 启发我思考的仍然是鲁迅的一篇演说《关于知识阶级》及一篇文章《学界三魂》。

1706118798

1706118799 鲁迅所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过去也知道，王得后兄在80年代评论我的《心灵的探寻》时就引述过，但我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一直到了20世纪末，一读就读进去了，竟有豁然开朗之感。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真的知识阶级又“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们拒绝“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而要“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不顾利害的”。[187]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最适合于我的选择，是我所要坚守的：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做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一是永远站在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这可以说是我的前述价值理想导致的必然选择：我以“消灭一切奴役现象”的终极理想照亮此岸；我以“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追求，其内在逻辑必然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获得自由的发展，我们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健全的”。

1706118800

1706118801 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选择，不仅如鲁迅所说，会带来永远的苦痛，并且将自身置于永远的边缘化的境遇之中。

1706118802

1706118803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争。我没有介入这场论战，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样的命名，特别是对“新左派”的命名是不准确的，而由此进行的排队与非此即彼的站队、划线，就更让我反感，从年轻时候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反右，红专辩论，反修学习，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不断“站队”，没想到到了“新时期”，还要继续“站队”，这真可谓几十年不变的“中国特色”。尽管自觉地退避三舍，但仍逃脱不了，忽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同盟者”，忽而又成了双方讨伐的对象，弄得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仔细想想，这大概是与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立场有关，我因此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为鲁迅所说的“蝙蝠”，是“毫无立场”，即无以归类的。而蝙蝠，如鲁迅所说，是常常被作为“骑墙的象征”而被“大家”所讨厌的。[188]与论战双方坚定不移的鲜明立场相比，我确实是“骑墙”的：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在选择了某一立场，作出了某一判断的瞬间，就产生了怀疑，而且对毫无自我质疑的坚定立场本身，也是怀疑的：这都是前述我的双向质疑的思维方式所决定，即所谓本性难移。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批判态度，即对既定的各种立场、态度，都投以怀疑的眼光：或不能认同，或有所认同，但同时又有怀疑与保留。[189]

1706118804

1706118805 我更清楚，自己和自由主义者与所谓“新左派”的分歧，从根底上说，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国师情结”，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并自以为有治国的韬略良方，希望为“知己者”所用，也就必然要与这样那样的权势集团发生各种暧昧关系，而这恰恰是我所警惕，并要不断质疑的。我所要坚持的，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边缘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立场，不参与性与拒绝归类的特异性。

1706118806

1706118807 这样，我对自己的立场也必然有一个自我质疑，或者说有一个自我限度的清醒认识：“我十分清楚，自己的理想的彼岸性与乌托邦性，也即非现实性。如果真要按我的理想去治国，真正把它完全现实化、此岸化，那是反而会造成灾难的。”[190]这其实正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对此，如前文所述，我已经作过反省与历史教训的总结，这样的历史是不能重演的。肯定这一点，当然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的坚守就毫无意义，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只能限于空谈。这是因为强调理想的彼岸性，同时也就是承认这样的理想虽不能至，却是可以不断趋近的，因此，也就能够成为向理想不断奋进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要坚守的乌托邦理想正是鲁迅《过客》里的“前面的声音”，有还是没有这样的声音，听还是不听这样的声音的召唤是大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彼岸理想是一个批判此岸现实世界的强大的思想力量。因此，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更准确的命名应该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批判是他与社会的唯一联系，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对违背理想的现实的种种弊端，提出批判，对可能产生的奴役、压迫现象提出预警，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起到某种制约的作用、社会清醒剂的作用。他的力量、作用在这里，限度也在这里，越过一步，要具体地干政，做政治实践的指导者，那就是越位，并且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在对北大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曾自嘲地将自己，也将这样的批判的知识分子称为“乌鸦”。我说：校园与社会都不能没有乌鸦，但都是乌鸦恐怕也不成；健康的校园与社会环境会容纳乌鸦的存在，让它自由地叫唤，听取它的警示，但不一定完全照他的意见办；当一个校园和社会不能容纳这样的乌鸦，就说明校园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至少是校园与社会的主事者失去了自信，变得软弱，甚至是陷入了危机。

1706118808

1706118809 后来，我在研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关于“特殊知识阶级”的论战时，重读了鲁迅的《学界三魂》，鲁迅谈到知识分子有三魂：官魂、匪魂与民魂；我对他所说的“民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有了这样的理解：鲁迅所说的“民魂”，就是“真的知识阶级”，“他是自外于独立于官匪之外的。按王富仁先生的说法，他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一个社会普通成员的身份来说自己想说的话。民魂不是官，他说的话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别人不是非听他不可，也不是非照他办不可，他只是‘姑妄说之’，别人也就‘姑妄听之’，仅供参考而已。民魂他也不是匪，因此他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他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民魂同样不是导师，不是国师，因此他并不要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不承担‘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使命’。民魂的唯一愿望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对社会的唯一要求就是能听他讲话，只要听就够了，就完了。因此，这样的民魂在‘学界三魂’中是唯一背后没有权力的：官魂背后有政治权力，匪魂就是明天的官，他也有潜在的政治权力。因此，民魂是最独立的，同时也是最没有力量的，他也是最孤独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191]

1706118810

1706118811 这大概就是我的选择与命运。

1706118812

1706118813

1706118814

1706118815

1706118816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83]

1706118817 我的精神自传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1706118818

1706118819 在前述讨论中已经涉及思想与实践、行动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做更进一步的展开。这可以说是缠绕我近二十年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1706118820

1706118821 质疑“实践至上”，“还思想于思想者”

1706118822

1706118823 在前文曾经谈到初读研究生时，所面临的“做学者，还是当战士”的困惑，这背后显然有一个“实践、行动至上”的理念。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对知识分子最尖锐的批评就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我就因为常陷于冥想却缺乏行动能力，而在小组会上不断受到这样的指责，弄得不知所措。后来我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才知道西方思想、文学界在哈姆雷特身上发现了一个“犹豫不决的思想者”，“由于缺乏行动造成思想与行动的分离”，因而引发了对所谓知识分子弱点的自省，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时代哲学主题：“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192]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点也是“不仅要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改造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海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初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从理论转到行动”的强有力的实践品格。[193]而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指归在动作”的实践性。因此，我在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里，首先强调的也是这样的实践传统。但在《心灵的探寻》里，我同时注意到了“主要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知识分子（含文艺家）”与“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劳动方式、生存方式，进而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这是形成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含文艺家）‘歧路’的一个重要原因”。[194]这里，就已经暗含着思想者与实践者不同的思维方式、思想逻辑的问题：这正是我后来要进一步展开的思想命题。

1706118824

1706118825 在前文谈到的80年代末以后，我在探讨“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问题时，注意到了海涅等对“思想与行动的后果”的关系的思考，开始面对彼岸理想此岸化所造成的灾难，面对“思想的实现即思想与思想者的毁灭”的事实，于是对“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与“思想必须转换为现实”这一类前提性的命题产生了怀疑。[195]一位年轻的朋友在和我讨论这些问题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提出“不妨从功能品性上把‘思想’分为‘实践理性’与‘精神理性’这两种。前者以‘实践’为目的，不仅注重现实对‘思想’的需求，而且更注重各种现实因素对‘思想’的制约，侧重以此来达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因此，这种思想以历史的具体性，实践的策略性与操作性为其特征。而后者则以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为目的，侧重于相同的利益与统一的价值，试图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因此，这种思想是以理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为其特征”。在这位朋友看来，不仅可以将思想文化史上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划分为这两种类型，而且“就是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构成之中，这两种品性的思想也可能同时并存，并此起彼伏，相互消长”。[196]

1706118826

1706118827 这样的讨论自然是能够引发思考的。我因此提出了“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这一命题虽是从周作人的选择中概括出来的，[197]但我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即是延续我在《心灵的探寻》中的思考，强调“‘思想家（知识分子）’与‘实践家（政治家、企业家……）’之间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问题。前者提出新的思维、理想；后者在实践（现实化）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思想家与实践家两者的思维逻辑、方式、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思想家要有想象力，要求思想的超前性，实践家则更要有现实感，注重实现的可能性；理论要求彻底，实践则不能没有妥协……”[198]

1706118828

1706118829 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这样的命题，首先是对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我自己“能够做什么”的一个反思。在前文提到的在韩国所写的《自说自话：我的选择》里，我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学者）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的职责与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我同时又强调：“人文学者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这样，就把我所认同的人文学者，或曰批判知识分子，与以充当“国师”、“谋士”、“幕僚”、“智囊”为己任的传统的与现实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这样的人文学者，批判知识分子就无须因为现实中的利弊考虑，而仅在所谓“大坏、小坏”中作出选择，而可以将自己的价值理想贯彻到底，坚持批判的彻底性与全面性；同时也摆脱了与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和依附关系，保持了思想与言说的相对独立与自由，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愿望，不看别人的眼色，自说自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我自己也由此找到了一个“个人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一，站在边缘位置，就可以“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其二，“是本性不改，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三，“这种关心与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199]

1706118830

1706118831 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也是为了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有限性，也即我“不能做什么”：“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200]我在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反复提醒，也是自我警戒：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思想家不顾条件与可能，把自己的在理论形态上具有极大合理性的思想直接变为现实，就会酿成天下大乱”。因此，“我们在要求思想的无羁无忌地自由驰骋的同时，也要承担一种责任：在将自己的自由思想（理想）变为社会实践时，必须慎而又慎，要充分考虑现实实现的可能与条件，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的作用。也就是说，‘思想要自由、激进，而行动则要稳健’”，或者说“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我对学生说：“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是总结了本世纪无数的经验教训（其中还包括了血的教训）以后，才得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201]——我这番话，引来了学生的热烈鼓掌，但愿北大学生是理解我的。

1706118832

1706118833 以“思想者”的立场，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

1706118834

1706118835 到了1999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以后的思考、写作方向，并进而影响了我的生活与命运的事情，即是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介入。这样的介入开始是被动的，不过是接受了一次采访（《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访谈录》），应约写了一篇评论高考试卷的文章（《往哪里去？！》），参加了一次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却不料引起强烈反响，从此欲罢不能。而最初介入，所坚持的是思想者的立场。其实是延续了我前两年由对北大教育的反思而引发的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因此，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谈的是“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这样的宏观的问题，提出要进行前提性的教育原点的追问：“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中学是干什么的？小学是干什么的？”强调“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就没法讲清楚”。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我的教育理念与理想，提倡“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强调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的一生的健全发展打好两个底子——精神的底子与终生学习的底子。[202]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我的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在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立人”的概念就是直接取自于鲁迅的思想。

1706118836

1706118837 我就是从这样的价值理想与理念出发，对现行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与理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指出，“1949年以来，许多失误可能可以弥补，但有两个大的失误却是很难弥补的。一个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203]我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就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从根本上还没有摆脱传统教育的影子”[204]，“我们现在是培养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说假话”，而“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说别人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讲歪理就是奴才”。[205]而我批判或反思的重点却是“为适应国家工业化要求与赶超战略目标的现代教育”，也即有的学者所说的“国家主义教育”。这也是前文提到的我对“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的一个延续与重要方面：“为实现赶超，所谓多快好省地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于是就建立起了国家包揽、控制一切的高度集权、统一的计划化的刚性教育体制，不但完全取消了教育的社会职能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取消了所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自主权。而工业化所要求的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专门人才，强调知识的专一化与标准化。现代化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强调理性，压抑非理性；强调知识的积累，压抑知识的创新；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压抑心灵、智慧、能力的开发；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的、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性的、创造性的教育。而这背后更是隐藏着一种目标预设，所要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局限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情感力与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但同时我对这样的批判也产生了一个警惕，即是否会因此而遮蔽了现代性逻辑的某种合理性，并因此而产生另一方面的后果？于是，我的言说也就显得复杂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知识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但它同时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的陷阱与危险。与今天我们整个民族是在追求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的矛盾张力中寻求发展一样，在教育上，也同样要在承认现代性逻辑的某些合理性，注重知识的积累，科学理性精神的发扬，逻辑思维能力与语言的准确性、简明性的培育与训练，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警惕、防止教育与人的工具化，注重对人的知识创新能力，思维的批判性、发散性的培养，人文精神的熏陶，想象力、创造力的开发这二者矛盾的张力中寻求发展。”[206]

1706118838

1706118839 可悲的是，我这样的模糊化、复杂化的立场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姑且这么说），都把我的思想简单化与片面化了。我成了争论一方的代言人，另一方的假想敌，其实都是违背我的意愿，强加于我的。而反应的强烈程度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反对者大有非将我逐出他们所霸占的教育领地不可之势。但权力的介入并不能阻止我将自己的关注视野由学术扩展到中小学教育，不仅因为在外在压力下，坚守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反抗的意义，更是因为这样的参与是我内心的欲求。这就是我在《以“立人”为中心》一文一开始就明确说明的：“在自己历经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不敢看透的一点。”[207]这背后有三层意思。其一是出于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很多，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中国的人心、中国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众多危机中，人的精神危机是更为根本的。而要解决人的危机，固然需要以制度的改革为基础，但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却是一个基本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人的改造与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就表明，我之所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希望进行新的思想启蒙。这其实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在北大所推动的民间纪念，在大学生中进行思想启蒙，是同一个思路：现在把它深入到中小学生里了。而这样一个认识，是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思路的，他们那一代人，从蔡元培、胡适到朱自清[208]、叶圣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并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因此写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长文，实际是要表明，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关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既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也是履行自己的一种职责。其三，这样的具体介入，也与我越来越感到批判的无力，有一种生命的空泛的危机感有关：我越来越希望能够做一些更为“实在”的工作。

[ 上一页 ]  [ :1.706118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