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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53 但可悲的是，《新语文读本》推向社会以后，它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所不能操纵的。开始，它受到极大的挤压，但当它在市场中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以后，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此，我当然感到欣慰：这样的民间对体制的影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更感到忧虑，因为超出《新语文读本》自身限度的影响，就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比如说，如果将其视为教材的样本，再加上并不关心，也不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基本精神，完全出于功利与商业目的去模仿、搬用，那就会走向反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新语文读本》的另一种形式的伤害。我们对此也同样几乎完全无能为力。所幸，我自己从一开始对所做的这些事就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我一再说明的：我的一切努力、挣扎，尽管耗尽心血，其成效只是小数零点零零零几，但我确信是正数，这就够了。据说《新语文读本》最多已发行到二十多万册，但如果其中有几百人真正读进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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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55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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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57 到了新世纪初，这逐渐成了我的生命存在方式，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坦白地说，这是包含了许多无奈，也具有某种反抗的意味。面对“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四大时尚，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线：一是底线，维护自己“不（不同意，不解释，不宣传，不做戏）”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二是只要有可能就发出自己的独立的真的声音，做社会狂热中的清醒者，做一个批判者；三是如果没有这个可能，仍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时仍要积极“做事”，做自己愿意做，力所能及，又是有条件做的，并于己既无害，还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作用很小，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一种坚守，即毕竟把自己的信念化作了日常生活伦理和具体的行为，即所谓“反身而诚”。这就是“做小事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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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59 所谓“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同时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活瞬间的踏实感。我曾说：“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朋友都感到的‘文章里的钱理群’的忧心忡忡与‘生活中的钱理群’的兴致勃勃之间的矛盾。”[213]——在日常生活中我确实是兴致勃勃的，我曾向年轻的朋友这样描述我的生命存在形态：“（我的）生命历程中，有高峰，也有过低谷，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理想与现实的目标，大至要不断攀登思想与学术的高峰，小至读一本（一批）书，或者写一篇（一组）文章，一本书，或者编一套书，甚至策划一次旅游……我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我追求生命投入的强度，因此，我有一句话，叫作‘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这种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状态，正是我所向往的。”当然，我也同时声明：“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所致，而且生命的支出太大，并不值得效法，只是适合于我而已。”[214]同时，我也在警惕陷入阿Q主义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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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61 存在着，努力着，彼此搀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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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63 在反抗绝望中常能得到同道者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我的悲观主义中的乐观主义。我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一开始就提出，尽管目前有志于改革的老师在教师的总数中，比例还不算大，但中国人口多，教师队伍也相当庞大，因此有理想、有追求的老师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人“应该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进行心灵的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真同道在”。[215]《新语文读本》编委会就是这样的同道者的聚合，而且在《新语文读本》产生较大影响以后，朋友们又乘势开拓许多新的项目、新的领域，聚合了一批新的同道，这样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形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志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这或许是编写《新语文读本》的最大收获。而且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并不相识的同道，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做着各自的努力，而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的实现，正是仰赖于历史合力的作用。我因此而懂得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深意。[216]而尤其让我感动，并且给我以慰藉的是，当语文界的大人物、自命的所谓权威对我大加讨伐时，我收到了大量的来自基层的老师与同学的来信，其中充满了理解、信任，更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善意的批评与提醒，这是我真正应该倾听的声音。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和遍布全国的上百位没有见过面的大朋友与小朋友通信，主要是三部分人：研究生，大、中、小学学生；中小学教师；民间思想者。我用极大精力一一回复，这是一种双向的生命运动：在我给需要我的年轻人以帮助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丰厚的回报，对于我，这正是与中国底层社会和年青一代建立精神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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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65 在2000年10月28日《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这是从我作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生命历程中提炼出来的座右铭，夸大一点，说这是我的哲学与信念也可以。“正是对这样一种‘存在之美，奋进之美，人性、人情之美’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我内心深处的光明，并以此抵御一切外在与内在的黑暗。”[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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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70 我的精神自传 [:1706116484]

1706118871 我的精神自传 七　漂泊者与困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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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73 “离去—归来—离去”：一个文学模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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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75 首先，这是一个文学的发现。1989年7、8月，我写了研究40年代作家的两篇论文：《芦焚：知识者的漂泊之旅》、《无名氏：生命的追寻与幻灭》。我在作家芦焚笔下的旷野中的“跋涉者”身上，发现了“向远方凝望”的神态，发现了“要到神秘的，未知的‘远方’去‘探险’，去寻找‘没有人知道的命运’”的渴望，“正是这永远达不到的追求健全生命的‘绝对理想’，这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质，驱赶着精神与肉体尚未萎缩的人们挣脱生活给戴上的‘无形的镣铐’，抛弃了安身立命的‘家’的‘老巢’，离别了生养自己的乡土，走上了四处漂泊的人生之路”。但“当他们一涉入城市，就立即淹没在‘大旅馆’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色彩”，“待到真正在这金钱支配的、机械的城市中安顿下来，这些怀着获取新的生命活力的希望流亡而来的跋涉者，竟然发现了另一种形态的生命的枯萎”，“于是，这些曾经有着浪漫主义的豪勇的跋涉者们，成了真正的精神流浪汉”，他们哀叹“我们得到了没有期待的，失去了我们期待的”，并且“回答不出‘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于是心灵深处又“响起‘归去’的呼唤”。但待到真正归来，“他走到大街。‘在任何一条街岸上’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他走进人家。‘屋子里的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于是，仿佛又有一种声音在身边响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寻求灵魂的安宁么？获取生命的新源泉么？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生命的‘坟墓’。”“‘荡子’们重又感到了失落，并且突然发现，对于朝思暮想的家乡，自己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客人’”，“这些永远‘不大实际的灵魂’与这永远‘不变’的小城从根底上是不能相容的”，他们于是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匆匆赶来“一见”之后，又匆匆离去，并且永远埋葬了这思乡的旧梦；或者留滞在这里，却永远不被承认，仿佛小城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离去—归来—离去”：“‘人’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里也不是灵魂的‘安置’（更不用说‘安息’）处。”[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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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77 后来，我在鲁迅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离去—归来—离去”的生命轨迹与文学模式[219]，随着研究的深入，就更加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叙述模式，这自然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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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79 漂泊与困守：我的基本生命命题、精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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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1 我这里对作家笔下的4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跋涉者生命轨迹的描述，读起来竟像是在描述一些正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90年代的中国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在那个夏天，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却是自我生命无可着落、无所皈依的漂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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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3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我与贵州安顺”的关系，成了我的生命命题。1990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我的安顺朋友与学生写的剧本《故乡人》，此剧描写的正是一个“由农村流向城市”又“回到故乡”，发生种种冲突以后，又不得不再度“离去”的故事，当时正在北京演出，引起京城戏剧界的关注。我在文章中却借题发挥，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了前文所引述的那一大段文字，最后才点题：“我眷恋‘安顺’，又害怕回归‘安顺’，只好在‘异乡’继续作生活的精神的流浪”，又加了一句：“这里所说的‘安顺’，既是实指，又是象征。”这里所说的既“眷恋”又“害怕”的心态，是符合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如《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一节所言，我正在对自己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进行反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堂吉诃德的归来”，我对精神皈依的欲求，是既理解，更警惕其可能落入的陷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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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5 文章发表后，在安顺友人中立即引起了反响，篮子君还专门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对“更多是植根于群体的并非源之于个人的，与‘离去’相反的‘困守’心态”与精神，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与阐发：“离去者一走了之，将一切都置诸脑后。而困守者却只能守住命运的堑壕，无可退让地承受起离去者所避开的一切轻与重”，“与离去通常所获得的成功相比，困守只有无言的艰辛和默默的忍耐。尽管也会有不满和抱怨，但他却不能拒绝，也不能推诿”，“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与琐碎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和平静，是怎样一种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啊！于是，在平淡无奇、见惯不惊的凡庸之下，我们发现了一种被无数不引人注目的‘同名数’所掩盖起来的困守精神——一种只有从整体的把握中才能去体悟、去领会的集体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层强固的存在基础，最悠久绵长的成长根须。这是一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一种貌似柔弱和顺从的顽韧和不屈不挠”。[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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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7 篮子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极大震撼。后来我将自己的这一篇剧评与篮子的回应合成一篇，以《乡之子的漂泊与困守》为题收在我的一本随笔集里。从此，“漂泊者”与“困守者”就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的生命命题与精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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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9 篮子的文章所提出的是一个关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重大问题。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历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而如篮子所说，他们在大地上的困守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层强固的存在基础”；人们一谈起文化，总是关注记载在历史典籍里的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蕴。[221]而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也是这个民族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或者说，不论历史发生什么变动，最终总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这变动中的“不变”，所具有的“最悠久绵长”的生命力，也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力量所在，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而以群体显示存在的普通平民百姓，大地的困守者们，也永远是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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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1 自觉建立两个精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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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3 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能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我与贵州安顺的关系，后者正是我的生命存在之根。而具体到我与安顺朋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视为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关系，这两者是可以而且应该互补的。在一封与安顺朋友的通信中我这样写道：“（像）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中，却苦闷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222]于是，就有了建立“两个精神基地”的自觉：“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贵州安顺”，“我相信，社会的顶尖与底端，学院与民间之间是可以也应当相通的”。[223]坦白地说，我很为有这样两个精神基地而感到自豪，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其间，这是一种特殊优势，因此对北大与贵州安顺，我有着永远的怀想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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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5 “沉入于国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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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7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对鲁迅为摆脱辛亥革命后的苦闷，“沉入于国民中”的努力[224]，就产生了强烈共鸣，有了新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对年轻一代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一篇题为《沉潜十年——对新一代研究生的期待》的讲话中，我对“沉入于国民中”这一命题作了四个方面的阐述：一、学者、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与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自于（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的现实”。二、“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广大农村，也就是历史地平线的下面，一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某种不受外在时势变动影响的永恒的常态”。“新一代的学者担负着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理想的历史使命，而新思想、新理想的提出，是不能脱离，甚至是要仰仗于对由上述‘变’与‘常’所决定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的，否则我们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三、“学院里的学术要不断从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中去吸取养料。”“学院的体制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对学术创造力的一种压抑。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野性，即不规范也因此不受约束的民间思想、民间学术就能够对学院的学术起到补充的作用。”四、一个学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极为开阔的”，“如果学者的胸襟、视野像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书斋那样狭窄，那就太可悲了”，“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对人，特别是普通人（所谓‘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正因为书斋生活相对枯燥，也因为学者因思想的超前而时常咀嚼寂寞与孤独，他对平凡人生中浓浓的人情味，就有着本能的向往与挚爱，以至于依恋”。[225]——这里，自然都渗入了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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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9 新的困惑：面对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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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1 重新回到这一命题，是在新世纪初，又有了新的思想文化背景，即全球化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将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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