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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89 篮子的文章所提出的是一个关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重大问题。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历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而如篮子所说，他们在大地上的困守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层强固的存在基础”；人们一谈起文化，总是关注记载在历史典籍里的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蕴。[221]而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也是这个民族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或者说，不论历史发生什么变动，最终总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这变动中的“不变”，所具有的“最悠久绵长”的生命力，也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力量所在，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而以群体显示存在的普通平民百姓，大地的困守者们，也永远是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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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1 自觉建立两个精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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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3 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能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我与贵州安顺的关系，后者正是我的生命存在之根。而具体到我与安顺朋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视为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关系，这两者是可以而且应该互补的。在一封与安顺朋友的通信中我这样写道：“（像）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中，却苦闷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222]于是，就有了建立“两个精神基地”的自觉：“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贵州安顺”，“我相信，社会的顶尖与底端，学院与民间之间是可以也应当相通的”。[223]坦白地说，我很为有这样两个精神基地而感到自豪，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其间，这是一种特殊优势，因此对北大与贵州安顺，我有着永远的怀想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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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5 “沉入于国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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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7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对鲁迅为摆脱辛亥革命后的苦闷，“沉入于国民中”的努力[224]，就产生了强烈共鸣，有了新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对年轻一代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一篇题为《沉潜十年——对新一代研究生的期待》的讲话中，我对“沉入于国民中”这一命题作了四个方面的阐述：一、学者、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与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自于（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的现实”。二、“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广大农村，也就是历史地平线的下面，一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某种不受外在时势变动影响的永恒的常态”。“新一代的学者担负着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理想的历史使命，而新思想、新理想的提出，是不能脱离，甚至是要仰仗于对由上述‘变’与‘常’所决定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的，否则我们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三、“学院里的学术要不断从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中去吸取养料。”“学院的体制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对学术创造力的一种压抑。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野性，即不规范也因此不受约束的民间思想、民间学术就能够对学院的学术起到补充的作用。”四、一个学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极为开阔的”，“如果学者的胸襟、视野像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书斋那样狭窄，那就太可悲了”，“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对人，特别是普通人（所谓‘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正因为书斋生活相对枯燥，也因为学者因思想的超前而时常咀嚼寂寞与孤独，他对平凡人生中浓浓的人情味，就有着本能的向往与挚爱，以至于依恋”。[225]——这里，自然都渗入了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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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9 新的困惑：面对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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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1 重新回到这一命题，是在新世纪初，又有了新的思想文化背景，即全球化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将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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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3 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我们虽然也提出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但至少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记得有一位与我们关系相当密切的日本朋友，为此感到十分诧异，他问我：为什么全世界知识分子都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们却很少谈及？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很快，中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国际接轨”突然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头禅与行为规范，我这样的人又不免产生许多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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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5 而真正引起我认真思考的，是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我在这一年年末所写的一篇题为《无法言说》的文章里，对我的思想作了一个清理。首先引起震惊的是“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正是其世界霸权主义的集中暴露，如此的霸道与专制，完全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不作任何妥协，并且根本不把他国（特别是弱小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与对本民族人民生命的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暴露了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把国际强权政治推向极端”。由此引发了我对“冷战”时期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重新思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冷战格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这些年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人们却因此忽略了另一方面，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相互制约、渗透与影响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自己的种种危机以后，之所以还保持了某种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他们国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积极因素，从而获得了某些自我调节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绝对拒绝，甚至为了所谓的纯洁性，而不惜将自身某些合理因素推向极端，这恰恰是导致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到世纪末，在基本上失去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制约，获得了全球范围的绝对权力以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专制性就会得到毫无顾忌的恶性引发，从而导致了自身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客观法则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遭遇全球化问题，并有了这样的最初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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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7 而且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我坚持我的“立人”理想，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就必然地，一反对南联盟领导人对科索沃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二反对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伤及无辜平民；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公意”；四不赞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与民众中正当的民族情绪的简单否定，以及他们的全盘美国化的主张；五不同意所谓“新左派”根本不承认或忽视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的态度。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也自有矛盾之处，比如我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此我反对借口维护主权侵犯人权，但我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强调世界一体化，世界大同始终是一个彼岸理想，在此岸世界是不可能完全消灭民族国家的，也就不能完全放弃民族主义，因此，我也反对借口维护人权而侵犯主权，同时又对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怀有高度的警惕。这样，我所坚持的就是一个思想者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立场，在现实的政治、外交中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如前文所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操作、实践不是我的职责。我所能做与要做的，仅是自由地说出我的意见。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鲁迅那样的敢于“横站”，与多方面的论敌同时作战的勇气与智慧，我从根底上是软弱的，于是，就只有沉默了。而我最感痛苦的是，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躺在南联盟土地上那些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饮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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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9 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在20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对新世纪的期待的短文，和众多的豪言壮语相反，自认唱的是低调，只是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二是“回到常识”，不要再做梦。[226]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爆炸将我的“不再杀人”的幻想击得粉碎。而随后发生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美国化的反应，更使我目瞪口呆。众多的中国民众与年轻人的幸灾乐祸，对人的死亡的冷漠；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开始美利坚时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预言，都让我不知所措。处于这两个时代高调的夹击之中，我感到窒息并无以言说。接着是“新帝国论”的出笼，“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被宣布为美国国策，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新秩序”终于浮出地平线。我开始紧张地思考：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在上海召开的有关全球化的一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有朋友“提醒我们，‘全球化’也即‘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事实，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我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想不清楚，‘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人许诺我们，也有人一厢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富裕，带来自由、民主，带来全人类的协调、合作，带来人类公理的确立，带来‘世界融入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辉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在我看来，这都像是在说梦话。说实在话，在20世纪我们已经吃够了做梦的苦头，至少是我，再也不愿意沉湎于幻觉中自欺欺人了，“9·11”事件后，“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21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动荡的年代”。[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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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1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又使我面临着对自己信念的一次严重考验。在我看来，布什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悍然发动对伊战争，当然不是所宣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一切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一个关键性步骤。面对这样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重建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倾向的世界奴役秩序的倒行逆施，我当然要反对。但布什所要推翻的萨达姆政权却是一个独裁统治，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也是怀着对专制主义的痛恨，而支持这场战争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忠实读者”，这都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我要坚持反战，就难免引起误会。但这又是我不能越过的底线，即是要反对一切对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生命的杀戮，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在这艰难的选择中，我多次想起鲁迅的提醒：我们既不能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能做异族的奴隶。[228]于是，我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人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与和平的根本性挑战。在我看来，这正是21世纪一开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我将这三位势不两立的“当代英雄”符号化，同视为人类文明的敌人，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之间内在的思想逻辑的相通，甚至用语上都惊人地一致：“比如他们都宣布对方是‘邪恶力量’（‘9·11’恐怖主义分子与萨达姆都指美国为‘魔鬼’，美国则直称伊拉克等国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正义’、‘真理’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地位，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实际是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这其实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战争”的逻辑，现在在21世纪又以一种新的现代形式复活了。[229]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总头目，又正在试图用战争输出民主，以“解放邪恶国家”为己任，尽管目前气势正盛，但前途也未必美妙：历史最终是无情的。21世纪一开始就重演20世纪的悲剧，只是变了主角，这样的循环，令人感到历史的残酷。如《历史的中间物》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节所说，我在八九十年代既已总结过的历史教训这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现实意义，也使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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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3 “全球化”的悖论：追求普世价值和文化多元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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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5 这背后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理解全球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这正是我在2003年到贵州，和朋友们一再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用差异性、地方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换言之，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全球化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它还应有注重地方性和本土性的一面，因为全球化是以多元化为基础的，没有多元化就没有全球化。所以，地方性和本土性，或者说个别与差异，这是制约单一化的手段，也是全球化的内在张力。”“文化的多样性是尤其不可忽略的。”“人类有普世价值，也有共同的文明规范。不过，这种普世价值、共同规范是由世界人类共同提供的，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共同参与构建的，它没有也不该有什么‘中心’、‘核心’，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边缘’与‘依附’。要警惕将某一种文化绝对化与普世化，将全球化变成用某一种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单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权主义。所以，统一与分殊，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正是全球化悖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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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7 强调“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的不可分割，显然是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界的两种思潮，一是拒绝普世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拿来主义”、坚持批判传统封建主义的鲁迅，这些年不断被某些人，包括部分年轻人指责为“汉奸”，就是这种思潮的极端表现；另一则是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绝对化、普世化的“美国化即全球化即现代化”的思潮。我在2003年讨论北大教育改革的一篇长文里，即指出了这样的危险：“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文章还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中国的哈佛’”——这其实正是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的思路的翻版，是又一个历史的重演：“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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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9 “认识脚下的土地”：漂泊者和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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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1 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北大人事改革的最初方案中规定以能够用外语讲课为评定教授的条件，试图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大学的教学、工作用语，正是这样的母语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我因此想起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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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3 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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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5 本节所讨论的重点“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在这样的视野下，重新进入了我的思考，这也是2003年返回贵州时，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这是前述1990年的讨论的继续与深入：“漂泊与坚守，是人的两种生命形态，两种生命选择，也是人的两种心理欲求。它们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矛盾，冲突，形成一种内心的紧张和选择的张力，也形成一种奇异的心理伴生现象：漂泊者有渴望坚守的一面，坚守者也有渴望漂泊的一面。也就是说，两者常常是错位互换的：漂泊之中有坚守，坚守之中有漂泊——尤其是精神的漂泊。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有没有精神家园的问题。对于漂泊者来说，如果有了一片灵魂依归、精神寄托的家园，那么，即使他人在旅途，即使是生活在别处，他仍是有‘根’的；反之，他踏上的就是一条精神的不归路。而对于坚守者来说，如果他对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毫无感情，冷漠，陌生，疏离，厌倦，一切都不关心，一切都无所谓，浑然不知，熟视无睹，一心只想着逃离，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这种人即使走不出去，被迫留下来成为困守者，他也是没有根的”，“因此，不管是漂泊者还是坚守者，都有一个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问题”。[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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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7 而这也正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我所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的是自我的存在危机：这又是一次外在危机向自身的内转。如前文所说，我一直将贵州安顺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基地，而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我了解这块土地，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吗？”再进一步追问：“我有根吗？”这问题是惊心动魄的，也是令自己颇为难堪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省：“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活，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进一步反思则发现：“这样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产生了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和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涵：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带根本性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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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9 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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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1 这样，到2002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退休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命题与生命命题：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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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3 首先，这样的命题的提出，是以前文分析的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为背景与基础的，就获得了更为阔大的视野，更丰厚的历史内涵。我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这样说道：“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脱，从此可以不再扮演‘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这一角色。因此也就摆脱了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与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种种重负，也可以不再受专业限制”，“关注与思考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更自由地驰骋于更广阔的领域，做更无忌的想象与言说”，简言之，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236]具体地说，在退休后的两年半中，我的思考集中在由这一总命题引发出的三个分命题上，即“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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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5 “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可以说是对我的近二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概括与提升，其实，从前文的回顾中，就不难看出，无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还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批判的知识分子”、“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困守者”，我的一切研究、思考与活动，都是从“关注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于“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教训”，并力图为“创造中国理论”提供历史与思想资源。现在有了这样更加明确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自觉性。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朋友们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对变化中的社会和世界作出应答和解释”，“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或许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某种回应，“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前景：如果说对苏联、东欧经验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那么，远为丰富与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某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有可能为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一个领域，至少我们是可以这样期待的”。[237]——当然，我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不过是提供一个历史当事人的一种观察、体验、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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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7 “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同样也是对我的关于中小学教育思考的一个概括与提升，是我在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打好精神底子与终生学习的底子”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汉语家园”概念的提出，则显然针对日趋严重的母语危机，并赋予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以新的意义。“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则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新的教育课题，前文已有论述，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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