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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星期备承招待，得纵览收藏珍品，又扰盛馔，感荷之至。昨承赐学政世兄所摄相片，甚为精美，永留纪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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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谓珍品，大部分当然是书籍，这些书籍实为蔡先生留港时期赖以消遣之要具。因为蔡先生来港目的，原系取道前往西南，主持中央研究院，无如抵港后初因患病不能远行，嗣则交通日益困难，只能暂留，遥领院务，然因此深居简出，轻易不肯公开露面。甚至对各方通信，亦常化名为“周子余”，盖周为夫人之姓，兼含“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至对我的通信，因系至好，且由专人转送，无不仍用“元培”或“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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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留港期间，只有一次例外地公开演说，那就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出席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是日中外名流毕集，主席为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等均列席。蔡先生的演说词也临时由我担任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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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留港将及二年，此次独破例公开讲演，表面上似为爱好美术，实际上承他密告我业已决计近期离港前往后方，借此有关学术的集会出现一次，以示对香港公众的话别。又因彼时中英交谊甚笃，香港政府，特别是总督罗富国等，虽尊重蔡先生意见，不便正式应酬，然暗中爱护有加。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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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在积极准备入内地时，忽患感冒，缠绵若干时日，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于是迁延又迁延，直至次年（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在寓所失足仆地，病势加剧，次日依主治医师朱君（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开业甚久，并充商务印书馆特约医师）之劝告，于四日乘救护车入香港养和医院疗治。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须入院留治也。我得讯，急赶至九龙蔡先生寓所，恰好在救护车出发之时，乃随同前往医院，代为办理各种手续，并加请港大医学院胃肠专科教授来诊，据称系胃溃疡，业已大量出血，一面固须设法止血，另一面尤须急为输血。及血型检定，取得供血之人，急行输血，已近午夜。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我与周夫人及其胞侄二人随侍病榻，至天明，尚无转机，医者言殆已绝望，及五日上午九时顷即告长逝，计享年七十有四。我为处理丧事，暂厝东华义庄，并为营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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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六三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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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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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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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师长里边，我现在常常记起的，是蔡孑民和胡适之两位先生。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一刻不想到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竞，没有一刻不想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渐渐增多起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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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我晤谈的时候比较多，而他崇高的人格，我几年来零星的叙述实在没能描画得像样。蔡先生在世时，我不常和他见面。（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先生偕周夫人赴德国Koenigsberg出席康德二百岁生日纪念会，路过柏林，停留数天。他们在柏林参观柏林大学和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游览动物园、植物园，我都曾随同几位同学陪伴。）四十多年以来，他的宁静淡泊的志怀、正直和平的性行，在我心目中印象日以加深。现在离蔡先生一百岁的生日很近，因述一两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以志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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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的姓名，在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时我才听到，当时蔡先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我那时虽然刚由中学毕业，但自审才分，只能以读书做终生的事业，所以对于教育总长的人选比较注意。更使我对蔡先生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新政府任命蔡先生为教育总长时曾有赞同的言论，章太炎先生是我那时最崇拜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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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先生教育总长任内，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我当时虽然立志要成为一个经学家（章太炎先生“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的话，当时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对这件事深为赞同，因为我当时四书五经都已读过或涉猎过，颇知道这些书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并不十分适于诵读。我也知道经典里边蕴藏着许多古人的嘉言懿行，但我想，若把这些嘉言懿行有益于青年人心志的用简明的话述说在“修身教科书”（略等于现在的“公民课本”）里，岂不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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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蔡先生提倡美育，我便不免怀疑了。实在说，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谈到这里，我必须先将我的偏见一提。我生来不能了解美术，有些我所以为“美”的东西，美术家并不以为美，而美术家有许多作品，我很难看出它们有什么美的地方。（我中年时，更有一个不好的偏见或不准确的统计：美术家品行不好的居多。那时候我曾这样想：蔡先生竭力提倡美育而品行却这样的纯正，这是因为蔡先生在提倡美育以前已有很坚定的德操了。）因此，我对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只有一半的赞成。蔡先生以为西方文明国家的沿袭宗教仪式，乃一种历史上的习惯，我国振兴文化，似不必需要宗教。我对蔡先生的这个说法十分同意。（这当然不是说宪法中不应该有“信教自由”一条！）至于蔡先生以为纯粹的美育，所以陶养人们的感情，使有高尚纯洁的习惯，而使人我的见解、利己损人的想法渐渐消沮，则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相信，但我知道，蔡先生的话非特本于“心得”，亦有“古训”可征。以音乐来说，孔子就说过“成于乐”的话。〔比蔡先生年长六岁的英国（后赴美任教哈佛大学，改入美籍）哲学家怀德海，亦十分重视音乐对陶冶性灵的功效。〕因此，我究不敢以蔡先生的主张为不对。（像孔子、怀德海、蔡先生那样的人，都不会轻易出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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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小故事来了。一九二〇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平孔德学校任教中国语法的功课。有一回，校中开一个会议，讨论学生制服的式样。会中议论纷纭，最后又提到“美”的问题。我因听得不耐烦，便说道：“一件衣服，能够做起来简单而穿起来又最适合身体，便可以算是‘美’了。”蔡先生当时在会中，亦深以为然。后来孔德学生制服有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去做，我也没有注意，但蔡先生对我这几句话的赞许，则使我以后对于世俗所爱好的锦绣纂组的衣裳更不喜欢。我尝这样想：若使讲美术学的人都像蔡先生那样，则美术学对我或不至像现在那样神秘，而我自然亦会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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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自己说，“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见一九三〇年蔡先生所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和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先生答林琴南的信大致相同）。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误解为“勉强混合”，实在说，蔡先生是有是非的择别的。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至于林琴南生平许多纯笃的行谊，我想亦是蔡先生所许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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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胡适之先生谈过一段蔡先生和钱玄同问答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还没有人记录过，现在我把它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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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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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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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蔡先生的涵养，可惜胡先生自己没有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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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像蔡先生、胡先生那样的人，在制行上，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位圣人，都不会比不上，可惜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可读的传记。就我个人讲，这一生能够得到这样的师长，可以说是一件最幸运的事情。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两先生虽先后成为古人，然音容常在心目中，每有鄙陋的志虑，缅想正直中和的遗范，便爽然自笑。有这种经验的，同辈中当非少数。这真是可以互相告语的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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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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