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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五点钟睡到六点钟，六点钟以后，重新振刷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很多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高等以上的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空以后，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所以我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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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的人。在“五四”那天，大家曾经开了一个会，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他的名气陡然闻于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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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五月七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五月五日通过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点多钟，蔡孑民与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就可以立刻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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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意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的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难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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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的同学的。大家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便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的同学从警察所被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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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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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绝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失败下去；二是蔡孑民先生于五月七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后，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的，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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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事变，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是段锡朋、陈剑翛、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五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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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月三日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挑了五百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九百人之多，监狱关不下，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四十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我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凡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一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封电报拍到上海去了。上海方面接到这封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面前用一只碗向自己的脑壳一砸，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因此，北京学生与政府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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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天津方面向政府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这三个条件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五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便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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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一次会在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们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留下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急会议，每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地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便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戏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继续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中二十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佑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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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减少了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了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蔡先生到校的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分发给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吃饭的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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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被围。当时政府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的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在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家里，由他家里戴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现在共产党的领袖）一同去。傍晚时分，我们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纵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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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的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成分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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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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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地批评和大胆地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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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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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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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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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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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说得准确些，是两年四个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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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是时刚于去年欢度七十寿辰的蔡先生居于上海〔蔡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计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虚龄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变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兼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弃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岛”。二十七日，七十岁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长、内弟周仁（子竞）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拟经河内前往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二十九日晚七时，船抵香港〔见蔡先生《致张元济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传》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确〕。香港是蔡先生的重游旧地，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岫庐），蔡先生乃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长张元济），“承其转属香港分馆主任黄汉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云五“导观港中本馆，印刷厂（引案：香港分馆在港岛中环皇后道中，印刷厂在北角英皇道）规模宏大，布置周密；闻印刷尚有余力，唯运输正在规划耳”（《致张元济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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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引案：于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后，身体日渐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时年十岁）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引案：香港崇正会馆位于跑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号，楼高四层，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为今日楼高十三层的崇正大厦），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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