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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一次会在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们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留下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急会议，每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地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便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戏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继续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中二十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佑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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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减少了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了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蔡先生到校的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分发给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吃饭的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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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被围。当时政府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的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在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家里，由他家里戴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现在共产党的领袖）一同去。傍晚时分，我们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纵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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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的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成分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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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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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地批评和大胆地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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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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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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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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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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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说得准确些，是两年四个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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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是时刚于去年欢度七十寿辰的蔡先生居于上海〔蔡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计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虚龄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变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兼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弃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岛”。二十七日，七十岁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长、内弟周仁（子竞）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拟经河内前往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二十九日晚七时，船抵香港〔见蔡先生《致张元济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传》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确〕。香港是蔡先生的重游旧地，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岫庐），蔡先生乃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长张元济），“承其转属香港分馆主任黄汉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云五“导观港中本馆，印刷厂（引案：香港分馆在港岛中环皇后道中，印刷厂在北角英皇道）规模宏大，布置周密；闻印刷尚有余力，唯运输正在规划耳”（《致张元济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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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引案：于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后，身体日渐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时年十岁）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引案：香港崇正会馆位于跑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号，楼高四层，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为今日楼高十三层的崇正大厦），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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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病逝香港旅馆，挽之以联，联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翌年一月为熊希龄撰写碑文。）二十九日下午五时，继室周峻（养浩，婚后蔡先生以友相待，昵称之为养友），挈女睟盎，子怀新、英多，乘船由上海安抵香港，暂寓陈彬龢（松轩）宅中。睟盎时年十一，怀新九岁，英多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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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家人搬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五六号京士柏大厦（King’s Park Building）楼下二号〔此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蔡先生《致王世杰函》，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先生《致王云五函》作“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六五号中之第二号”，误。Austin之正式译名为柯士甸，作沃斯丁、柯斯甸、柯士丁、奥斯甸不确，柯士甸道（Austin Road）、柯士甸路（Austin Avenue）为相近的两条马路，前者止于一六二号，后者至二十八号。当年之京士柏大厦现已改建为花园大厦（Garden Mansion）〕。蔡先生喜新居“较为宽广”，附近“其地空旷”，可以“时携儿女散步”。〔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蔡睟盎、怀新姊弟应邀至港，出席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为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蔡元培生平事迹图片文物展览”开幕礼，并接受记者访问。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冼洁贞《蔡元培科举殿试真迹揭秘——蔡睟盎、怀新姊弟谈可亲可爱的父亲》，略云“蔡睟盎说，一九三七年开始，他们随父母到达香港，曾至（香港）英皇道永兴街居住，直至父亲在一九四〇年逝世后，仍居上址”不确，王云五于蔡先生逝世之日，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可证。疑上址为陈彬龢宅，蔡先生去世后，蔡夫人等为免睹物思人，复暂寓陈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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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到香港，子女插班不易，蔡宅“客厅一半改作书塾，蔡夫人自课儿女。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蔡先生租房用名及所刻名片，都用周子余三字。居常以不见客为原则，所以往来无一生客，因之见客也就很少”（萧瑜《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秋，蔡睟盎三姊弟入邻近的位于漆咸道与柯士甸道、柯士甸路之间的圣玛利女校就读〔入学事见蔡先生《复次子蔡无忌函》。圣玛利女校正名为嘉诺撒圣玛利书院（St.Mary’s Canossian College），学校的正门在柯士甸道一五八至一六二号，即京士柏大厦的右边。若依蔡睟盎所说当时蔡家居于港岛北角永兴街，以当年的交通情况而言，起码要两车一船始能返校，每日一往一返至少要三个钟头〕。翌年，由于年龄关系，怀新、英多“不许再在女校附读，故改进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通称拔萃男校，校址为九龙亚皆老街一三一号）。由于圣玛利女校、拔萃男书院是教会办的英文学校，前者由罗马天主教会创办，后者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学校偏重英文，故家中增习国文”，兼“家中专课国文之教员”为蔡先生的临时秘书、北大校友余天民，“一星期两次”。蔡先生尊师重道，《蔡元培全集》中有一九三八年蔡先生致余天民函数封，读之可见东翁对西席的重视，与慈父对子女学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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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赐小女、小儿等佳作（唯奖饰太过，殊不敢当耳），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英多以旧历午年生，最喜看马、画马，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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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星期六）午后，小女等拟往香港就医，国文工（功）课拟请移诸午前（因午前学校放假），自十点钟起。如蒙允诺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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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应任夫人（陈衡哲）之约，往任寓，早去晚归，请给假一日为荷（星期三仍请照常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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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于午后在校中照常上课，而小儿怀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请放假一日，于星期六照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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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抵港之后，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由于年老体弱，而且酒能伤身，是以“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孑民先生与我》）。有人曾经说过，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时身边的好护士，证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对于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继一九三六年三月赋七律五首贺夫人四十六岁生日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复于客中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长女威廉（母亲黄世振，夫婿林文铮）以产后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闻耗，含泪撰文为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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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由于健康关系，被迫滞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后的健康情况，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于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假港岛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副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礼，并发表演说，由王云五担任英译。是日“由廖（梦醒）女士接先父先母从九龙渡海至香港，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蔡睟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情谊》），“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先生“复感不适”，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头晕，请医生诊验，谓是血压太低，谓消化力弱，血液留滞于胃。故脑患贫血，宜使脑多休息，食后切勿即用脑力，并服补血剂。二十余日来，除十日晨间晕眩稍剧外，已渐痊愈。不轻见客，不常写信，而卧阅书，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复王敬礼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忽患头晕”一事，误系于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骝先），报告蔡先生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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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得香港雷女士来信，言孑民院长患病甚至倾跌；当时蔡夫人甚为恐惧，日来渐见康复。医云：用脑过度及贫血，是以头目昏晕。血压较平时低，只有五十余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将旬日，现时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饮食等渐次增进，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复元。现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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