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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的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成分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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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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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地批评和大胆地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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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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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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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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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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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说得准确些，是两年四个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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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是时刚于去年欢度七十寿辰的蔡先生居于上海〔蔡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计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虚龄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变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兼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弃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岛”。二十七日，七十岁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长、内弟周仁（子竞）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拟经河内前往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二十九日晚七时，船抵香港〔见蔡先生《致张元济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传》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确〕。香港是蔡先生的重游旧地，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岫庐），蔡先生乃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长张元济），“承其转属香港分馆主任黄汉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云五“导观港中本馆，印刷厂（引案：香港分馆在港岛中环皇后道中，印刷厂在北角英皇道）规模宏大，布置周密；闻印刷尚有余力，唯运输正在规划耳”（《致张元济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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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引案：于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后，身体日渐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时年十岁）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引案：香港崇正会馆位于跑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号，楼高四层，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为今日楼高十三层的崇正大厦），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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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病逝香港旅馆，挽之以联，联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翌年一月为熊希龄撰写碑文。）二十九日下午五时，继室周峻（养浩，婚后蔡先生以友相待，昵称之为养友），挈女睟盎，子怀新、英多，乘船由上海安抵香港，暂寓陈彬龢（松轩）宅中。睟盎时年十一，怀新九岁，英多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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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家人搬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五六号京士柏大厦（King’s Park Building）楼下二号〔此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蔡先生《致王世杰函》，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先生《致王云五函》作“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六五号中之第二号”，误。Austin之正式译名为柯士甸，作沃斯丁、柯斯甸、柯士丁、奥斯甸不确，柯士甸道（Austin Road）、柯士甸路（Austin Avenue）为相近的两条马路，前者止于一六二号，后者至二十八号。当年之京士柏大厦现已改建为花园大厦（Garden Mansion）〕。蔡先生喜新居“较为宽广”，附近“其地空旷”，可以“时携儿女散步”。〔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蔡睟盎、怀新姊弟应邀至港，出席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为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蔡元培生平事迹图片文物展览”开幕礼，并接受记者访问。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冼洁贞《蔡元培科举殿试真迹揭秘——蔡睟盎、怀新姊弟谈可亲可爱的父亲》，略云“蔡睟盎说，一九三七年开始，他们随父母到达香港，曾至（香港）英皇道永兴街居住，直至父亲在一九四〇年逝世后，仍居上址”不确，王云五于蔡先生逝世之日，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可证。疑上址为陈彬龢宅，蔡先生去世后，蔡夫人等为免睹物思人，复暂寓陈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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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到香港，子女插班不易，蔡宅“客厅一半改作书塾，蔡夫人自课儿女。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蔡先生租房用名及所刻名片，都用周子余三字。居常以不见客为原则，所以往来无一生客，因之见客也就很少”（萧瑜《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秋，蔡睟盎三姊弟入邻近的位于漆咸道与柯士甸道、柯士甸路之间的圣玛利女校就读〔入学事见蔡先生《复次子蔡无忌函》。圣玛利女校正名为嘉诺撒圣玛利书院（St.Mary’s Canossian College），学校的正门在柯士甸道一五八至一六二号，即京士柏大厦的右边。若依蔡睟盎所说当时蔡家居于港岛北角永兴街，以当年的交通情况而言，起码要两车一船始能返校，每日一往一返至少要三个钟头〕。翌年，由于年龄关系，怀新、英多“不许再在女校附读，故改进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通称拔萃男校，校址为九龙亚皆老街一三一号）。由于圣玛利女校、拔萃男书院是教会办的英文学校，前者由罗马天主教会创办，后者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学校偏重英文，故家中增习国文”，兼“家中专课国文之教员”为蔡先生的临时秘书、北大校友余天民，“一星期两次”。蔡先生尊师重道，《蔡元培全集》中有一九三八年蔡先生致余天民函数封，读之可见东翁对西席的重视，与慈父对子女学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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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赐小女、小儿等佳作（唯奖饰太过，殊不敢当耳），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英多以旧历午年生，最喜看马、画马，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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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星期六）午后，小女等拟往香港就医，国文工（功）课拟请移诸午前（因午前学校放假），自十点钟起。如蒙允诺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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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应任夫人（陈衡哲）之约，往任寓，早去晚归，请给假一日为荷（星期三仍请照常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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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于午后在校中照常上课，而小儿怀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请放假一日，于星期六照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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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抵港之后，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由于年老体弱，而且酒能伤身，是以“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孑民先生与我》）。有人曾经说过，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时身边的好护士，证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对于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继一九三六年三月赋七律五首贺夫人四十六岁生日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复于客中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长女威廉（母亲黄世振，夫婿林文铮）以产后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闻耗，含泪撰文为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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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由于健康关系，被迫滞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后的健康情况，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于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假港岛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副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礼，并发表演说，由王云五担任英译。是日“由廖（梦醒）女士接先父先母从九龙渡海至香港，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蔡睟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情谊》），“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先生“复感不适”，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头晕，请医生诊验，谓是血压太低，谓消化力弱，血液留滞于胃。故脑患贫血，宜使脑多休息，食后切勿即用脑力，并服补血剂。二十余日来，除十日晨间晕眩稍剧外，已渐痊愈。不轻见客，不常写信，而卧阅书，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复王敬礼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忽患头晕”一事，误系于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骝先），报告蔡先生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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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得香港雷女士来信，言孑民院长患病甚至倾跌；当时蔡夫人甚为恐惧，日来渐见康复。医云：用脑过度及贫血，是以头目昏晕。血压较平时低，只有五十余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将旬日，现时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饮食等渐次增进，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复元。现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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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仍如平常，不喜欢因自己的事麻烦别人。十月七日，蔡先生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雪艇），谈到自己的近况：“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幸此地适处三方面交通中心，函商尚便，聊以自宽而已。”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有复张元济（菊生）一函，提到：“弟在此不常见客，本为避烦起见。自八九月间患脑贫血症后，益不敢不节劳。但近数月，觉调养有效。”话虽如此，实则“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以至于“国破山河在”之日，纵然报国有心，限于年老体衰，无法“归队”。其苦闷的心情，不言而喻，幸有子女承欢膝下，暂忘客中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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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子女的教育，蔡先生一向极为重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所写的一篇《夫妇公约》中，特别提到：“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蔡先生对于子女，绝不会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而是一视同仁。“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子女要五育兼重，因为“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蔡先生《睟儿十岁生日》）。香港素来寸金尺土，蔡宅“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可见蔡先生夫妇对体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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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虽然长期担任大学校长，所接触的都是大学生，但年逾花甲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很懂得儿童心理，很懂得因势利导，对于儿童节，十分重视。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曾偕夫人出席上海市庆祝儿童节大会，并发表演说。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蔡先生在家中与妻儿子女集会庆祝儿童节，到有客人余天民、何尚平（伊榘）、任鸿隽（叔永）夫人陈衡哲（莎菲）及其女以都、以书（乳名书书）与子以安（乳名安安）等人。蔡先生还郑重其事担任庆祝会主席，讲了话，各人亦讲了话。早在四日前写有一首《儿童节歌》，其词曰：“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准备，将来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分力，前方将士早成功。”庆祝会上蔡睟盎抽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讲的题目：“我的爸爸。”蔡先生对此会很满意，对子女们说：“下次儿童节，可邀几个小朋友来参加！”可惜翌年的儿童节，主席已经去世了！当年蔡睟盎“我的爸爸”的内容不得而知，蔡怀新四十多年后回忆说：“印象中的父亲很喜欢说故事，经常说些人类的起源、中外名人故事给我们听，又把《说文》里关于文字演变的概念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解释。我还记得，每当儿童节时，父亲就会请些小朋友回家来，写诗、题字，又鼓励小朋友们去表演点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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