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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26 承赐小女、小儿等佳作（唯奖饰太过，殊不敢当耳），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英多以旧历午年生，最喜看马、画马，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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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28 十一日（星期六）午后，小女等拟往香港就医，国文工（功）课拟请移诸午前（因午前学校放假），自十点钟起。如蒙允诺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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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30 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应任夫人（陈衡哲）之约，往任寓，早去晚归，请给假一日为荷（星期三仍请照常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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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32 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于午后在校中照常上课，而小儿怀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请放假一日，于星期六照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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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34 蔡先生抵港之后，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由于年老体弱，而且酒能伤身，是以“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孑民先生与我》）。有人曾经说过，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时身边的好护士，证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对于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继一九三六年三月赋七律五首贺夫人四十六岁生日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复于客中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长女威廉（母亲黄世振，夫婿林文铮）以产后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闻耗，含泪撰文为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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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36 蔡先生由于健康关系，被迫滞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后的健康情况，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于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假港岛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副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礼，并发表演说，由王云五担任英译。是日“由廖（梦醒）女士接先父先母从九龙渡海至香港，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蔡睟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情谊》），“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先生“复感不适”，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头晕，请医生诊验，谓是血压太低，谓消化力弱，血液留滞于胃。故脑患贫血，宜使脑多休息，食后切勿即用脑力，并服补血剂。二十余日来，除十日晨间晕眩稍剧外，已渐痊愈。不轻见客，不常写信，而卧阅书，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复王敬礼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忽患头晕”一事，误系于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骝先），报告蔡先生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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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38 顷得香港雷女士来信，言孑民院长患病甚至倾跌；当时蔡夫人甚为恐惧，日来渐见康复。医云：用脑过度及贫血，是以头目昏晕。血压较平时低，只有五十余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将旬日，现时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饮食等渐次增进，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复元。现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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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40 病中仍如平常，不喜欢因自己的事麻烦别人。十月七日，蔡先生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雪艇），谈到自己的近况：“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幸此地适处三方面交通中心，函商尚便，聊以自宽而已。”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有复张元济（菊生）一函，提到：“弟在此不常见客，本为避烦起见。自八九月间患脑贫血症后，益不敢不节劳。但近数月，觉调养有效。”话虽如此，实则“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以至于“国破山河在”之日，纵然报国有心，限于年老体衰，无法“归队”。其苦闷的心情，不言而喻，幸有子女承欢膝下，暂忘客中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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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42 对于子女的教育，蔡先生一向极为重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所写的一篇《夫妇公约》中，特别提到：“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蔡先生对于子女，绝不会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而是一视同仁。“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子女要五育兼重，因为“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蔡先生《睟儿十岁生日》）。香港素来寸金尺土，蔡宅“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可见蔡先生夫妇对体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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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44 蔡先生虽然长期担任大学校长，所接触的都是大学生，但年逾花甲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很懂得儿童心理，很懂得因势利导，对于儿童节，十分重视。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曾偕夫人出席上海市庆祝儿童节大会，并发表演说。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蔡先生在家中与妻儿子女集会庆祝儿童节，到有客人余天民、何尚平（伊榘）、任鸿隽（叔永）夫人陈衡哲（莎菲）及其女以都、以书（乳名书书）与子以安（乳名安安）等人。蔡先生还郑重其事担任庆祝会主席，讲了话，各人亦讲了话。早在四日前写有一首《儿童节歌》，其词曰：“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准备，将来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分力，前方将士早成功。”庆祝会上蔡睟盎抽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讲的题目：“我的爸爸。”蔡先生对此会很满意，对子女们说：“下次儿童节，可邀几个小朋友来参加！”可惜翌年的儿童节，主席已经去世了！当年蔡睟盎“我的爸爸”的内容不得而知，蔡怀新四十多年后回忆说：“印象中的父亲很喜欢说故事，经常说些人类的起源、中外名人故事给我们听，又把《说文》里关于文字演变的概念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解释。我还记得，每当儿童节时，父亲就会请些小朋友回家来，写诗、题字，又鼓励小朋友们去表演点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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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46 在谈过蔡先生抵港后的健康情形、家庭生活后，回转笔来再看看他在港主持院务会议、参加社会活动以及读书写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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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48 抗战以前，中央研究院设总办事处，天文、气象、地质、心理（后改名心理学）、社会科学（后改名社会）、动植物、历史语言七研究所于南京，物理、化学、工程（后改名工学）三研究所于上海。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之战起，京沪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初步决定：上海三所撤往云南昆明，南京七所除地质研究所撤往广西桂林，气象研究所撤往四川重庆外，其余五所撤退到湖南长沙，总办事处在湖北汉口办公。十一月，总办事处由汉口南迁长沙。十二月，疏散至长沙五所及总办事处以战火日渐迫近，计划再度后撤，分别撤往桂林或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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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50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虽然卸除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主浙期间，总干事一职由傅斯年代理），以“委座嘱在左右相助，且有数事见命”，特致函蔡先生辞去总干事一职，荐傅斯年（孟真）承其乏，“否则请公就其他各所长中择一兼任，或竟向外物色，总以及早解决为妙”，蔡先生复信慰留。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酒店主持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八年第一次院务会议，到有总干事朱家骅及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藕舫）、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仲揆）、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缉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履恭）、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仲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丕可）、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十人。会议通过七项议案，正式决定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五研究所迁往昆明，地质、心理、社会科学、动植物四研究所迁往桂林，气象研究所及总办事处迁往重庆。三月，致函朱家骅，云：“中研院全仗鼎力维持，务恳即到院视事。”总干事一向是院长的主要助手，当院长滞留国外之时，总干事的地位更形重要，由于朱家骅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又兼代青年团书记长，不但无法“到院视事”，而且向院长请辞。一向为朱家骅所最信任的傅斯年，因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滇，以不能兼顾为由，“偏于此时坚决地不肯继续代行”，令全无心理准备的蔡先生病中感到十分困扰，为此事朝夕操心。九月九日，复予朱家骅一函，“请宽以一个月之期，弟何时筹得较妥之办法，即当奉闻”。十月七日，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聘任评议员王世杰，请“屈就总干事之职”，王世杰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职务繁剧，难以应命。二十一日，蔡先生致电王世杰，提出请王兼任。二十九日，接王复电，知前电“所提议之兼任，亦不可能，良为怅惘”。十一月初，致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请出任巨艰。十日，蔡先生函知傅斯年，提到任鸿隽“虽答允，而有一条件，须于两个月后，始可决定”，在“此两个月的犹豫期间”，仍由朱家骅居总干事之名，而由傅斯年代行。至于任鸿隽，“俟渠于两个月内往桂林、昆明及重庆考察一次，始能决定。如无别种阻碍，则明年一月间必可到院办事”（蔡先生《致朱家骅函》）。十二月，任鸿隽继杨铨（杏佛）、丁文江（在君）、朱家骅之后，就任中央研究院第四任总干事。至此，困扰多时的总干事问题总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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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52 一九三八年七月，当总干事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至港，坚决要求辞去所长职务，愿以研究员之身专心研究，蔡先生答以“容考虑再商”（见蔡先生《杂记》手稿。“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之《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以庄所长之任期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止，疑误），其后由总干事兼任化学研究所所长。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九年一月，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来信说，“关于地理研究所之筹备工作实无暇兼顾”，遂改请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兼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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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54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原应在去年四月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在昆明举行，院长兼评议会议长蔡元培“因体弱多病，不胜航空之劳”，不能由香港飞赴昆明主持会议（由聘任评议员王世杰任临时主席），特手撰开会词一篇，寄交大会，由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咏霓）代为宣读。讲词最后提到：“中央研究院自分别迁至重庆、桂林及昆明以后，一切工作继续进行，对于特殊工作，亦随时增进，各所长分别报告后，深望诸先生详加考察，有所指示。至于全国各研究机关及其他实业机关，应如何联络进行，前三次会议中，均有各方面之设计，现在当有变通或补充之必要，亦望诸先生注意及之。”会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有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任鸿隽、翁文灏七人，由翁文灏任主任。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致函翁文灏，提到评议员的产生程序为：“筹委会拟出一候选人参考名单，由各所长开列，院长做最后决定。”但由于自己的健康关系，“不能即来重庆，与诸先生共同进行。若在此决定，或有怀疑之点，绝无可以请教之人，甚感困难。今谨以最后决定之权，奉托先生执行。先生如有疑问，征求其他六先生之意见较易也”〔结果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选出第二届聘任评议员姜立夫（蒋佐）、吴有训（正之）、李书华（润章）等三十人，时距蔡先生之逝十七日〕。同月，总干事任鸿隽来函，请为该院一九三七年度至一九三九年度总报告书写封面，写毕即寄重庆。正如蔡先生《致王世杰函》所说，“幸此地适处三方面（引案：指渝、桂、滇）交通中心，函商尚便”，得以遥领院务，以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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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56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孟德）《步出夏门行》的四句诗正好借来形容蔡先生滞港时的心情，尽管因健康关系未能前往大后方，尽管碍于环境在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与此同时，对于社会活动，并非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毛泽东（润之）、陈绍禹（王明）等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翔宇）、邓颖超（文淑）、潘梓年（任庵）等任理事会理事，并发表《告世界友人书》，又推定蔡元培、宋庆龄等为出席二月十二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特别会议代表。二月，接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来电，请“届时往伦敦出席”，因病未能前往。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假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名誉主席团由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十三人组成。同月，应邀前往参观香港大学，并由港大中文系教授许地山（赞堃）陪同，访晤副校长史乐诗博士〔Dr.D.J.Sloss，蔡先生《杂记》手稿译作斯洛司教授。是时港大校长由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爵士（Sir Geoffry Northcote）兼任〕。四月十一日，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陈立夫（祖燕）、陶行知（知行）等为名誉主席团，由沙可夫主持会议。二十三日，“吴玉章来”（《杂记》手稿），吴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后经港返国。吴玉章（永珊）《纪念蔡孑民先生》记云：“道经香港得以晤谈时，他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二十六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香港举行的预备会议。二十七日上午，以董事长身份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年会，午间，招待与会者在九龙半岛酒店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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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58 五月，谭云山由印度到香港，带到印度诗哲、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创办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函，敦请蔡元培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patron，国际大学创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学院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主席张善子）。十二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赖少其等二十八人为理事）。七月一日，与萧瑜（子升）发起组织居友社，社友有宋子文、张人杰（静江）等人。居友（Jean Marie Guyau，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八八年）为法国近代著名伦理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蔡先生《居友社社友题名录小引》（据是月十一日《日记》，此小引系萧瑜代作，由蔡先生亲笔书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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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60 余夙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与居友所论，亦多暗合。近顷李〔引案：李煜瀛（石曾）〕、萧诸君先后归自欧洲，与余过从谈论，时及居友，均觉有介绍居友学说于中国而发挥光大之必要；萧君及王君代之且于云南有居友学校之创立，行见提倡与研究之同志日益增多，此皆居友之友也，因组织居友社，并广征社友题记姓名，以为纪念居友与推广居学之一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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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62 九日，以“衰病不能出席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为由，呈请辞去理事长职务。二十日，致电巴黎中国大使馆（大使顾维钧）转李石曾，再由李转世界反侵略大会，反对日机滥炸中国不设防的城市，“务请议定有效办法，实行制止，妇孺老弱幸甚，人道主义幸甚”。八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即将开大会讨论制裁日本侵略中国，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发起文化界联名致电“国联”呼吁，电请蔡先生领衔，当即复电同意。九月二十三日，与郭沫若（鼎堂）共同领衔代表中国文化界致电“国联”大会主席，请即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制裁，电文指出：“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联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希即依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十月中旬，“李游子持沈雁冰函来访，以发起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缘起属签名，允之”（《杂记》手稿）。二十二日，香港文化界中国记者公会、大众文艺等团体在港岛铜锣湾加连路山道孔圣堂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出席者有许地山、茅盾（沈雁冰）等人，蔡先生因病未有渡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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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64 一九三九年春，与徐谦（季龙）、冯自由（建华）、陈庸公（容光）等在港发起组织“诗学研究社”，编辑《中华民国诗三百首》，是书“原为抗战宣传而作”，“但既欲集民国纪元来全国名流之诗词，精加编选，以飨后学，并就正于海内贤达，则又未便限于抗战之作”，“不料编纂未竣，而蔡、徐二老，先后逝世”。《中华民国诗三百首》刊行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题签，内收蔡先生诗六首〔另附词《满江红》（反侵略歌）一首，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部分为全集未载，亟录之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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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66 西湖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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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68 潋滟湖光里，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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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70 水波清似许，莲叶碧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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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72 伫看三潭月，行吟曲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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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474 凭栏香冉冉，把棹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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