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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自数年前大病后，依医者之劝，谢绝酬应文字，期稍节劳。今岁二月十一日，偕蔡夫人及小世兄枉顾敝庐，作半日之欢叙，偶见小女鹤仪习书画，勉励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生病前之一日，忽自动书一立轴拟畀小女，此不仅为蔡先生近年罕有之举，且系绝笔。今日蔡先生逝世后，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蔡夫人忆及此事，即依蔡先生原意，检出见赠，最后手迹，弥觉可珍，谨述经过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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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下午三时，在港岛跑马地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遗体穿蓝袍黑褂礼服，头戴呢帽，灵柩上覆国旗、党旗，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介石）代表吴铁城（子增），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钧主祭。十日下午，灵柩举殡，由北大校友胡春冰、罗明佑、曾如柏、余天民等十四人组成的护灵队扶柩登车，蔡先生次子无忌（煦，长子根八岁而殇）恭捧灵位随后（三子柏龄旅法，未及赶返奔丧）。执绋者五千人，参加公祭者数逾万人，各学校、商号均降半旗志哀，灵柩暂厝于港岛大口环东华义庄月字七号，俟抗战胜利后运回浙江绍兴（蔡先生绍兴府山阴县人，民国废府，合山阴、会稽为绍兴县）原籍安葬。灵柩停放妥当后，即设奠致祭，先由家属行礼，随即举行公祭，由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主祭，港督罗富国爵士请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旭龢代表到场致祭，备极哀荣。中央研究院同人敬挽以联云：“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十六日，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扬，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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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方期辅翊中枢，裁成后进，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乃以旧疾未痊，滞居岭表。遽闻溘逝，震悼良深。着给治丧费伍千元，派许委员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崇重勋耆之至意。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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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令全国于二十四日同时举行追悼会（缘是日之韵目代日为“敬”字，选此以示崇敬民国元老之意）。四月，香港文教界筹建元培图书馆，以为纪念。九月，复筹设蔡孑民纪念基金。同年，以远东战云密布，归葬之期尚远，入土为安，遂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墓碑题“蔡孑民先生之墓”，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友叶恭绰（玉甫）所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起，香港沦于日军之手，港人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生活，元培图书馆、蔡孑民纪念基金无法实现。翌年，蔡夫人周峻携同二子一女逃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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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令筹办国葬蔡元培，令云：“国民政府故委员蔡元培，兴邦耆宿，群士导师。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追念仪型，允宜特予国葬，以昭崇报。着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此令。”是时内政部部长为张厉生（少武），唯迄未实行。一九七八年，北大校友发起重建蔡校长墓碑，新碑较旧碑大五倍，阔十尺，高五尺六寸，厚六寸，由港台两地北大校友捐建，立碑日期为三月五日，是日为蔡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新碑上刻有“蔡孑民先生墓表”，其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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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讳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山阴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峄山（引案：据蔡先生《自写年谱》：“父亲讳宝煜，字耀山。”作峄山，不确）先生从商，以长厚见称；母周太夫人，恒教以立身处世之道。先生早掇巍科，入词林，自甲午中日战役败衄，我国朝野人士竞言新学，始涉猎西籍，讲求新知。及戊戌政变后，朝局益坏，先生敝屣尊荣，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国，初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继任南洋公学特别班教习，并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旋以在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清吏侦悉，乃避地青岛，习德文，为异日留学准备。乙巳，加入同盟会。丁未，赴德，初居柏林，继入莱比锡大学习哲学，尤重美学，期以美育陶冶人性，以代宗教，如是凡三年，译著专书多种。辛亥，革命军起义武昌，东南各省底定，“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先生为教育总长，厘定教育方针、学校系统与课程纲领，为全国教育奠一新基，后以袁世凯专政，乃愤而辞职，于民国元年秋携眷再度赴德。二年，以宋教仁案发生，得沪电促归，共谋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去国赴法，旅居数年，与李石曾、吴稚晖先生等创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谋两国文化合作。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校政，祛除旧习，倡学术自由，由是旧学新知，兼容并包，俱臻蓬勃，而全国学术风气亦为之丕变矣！八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约》，且痛惩卖国佥壬，致多人被捕下狱，先生营救保释，并发表声明，随即离京。既而全国重要省市罢市、罢学、罢工，为北京学生运动声援。政府终拒签和约，并罢免曹、陆、章三人，先生亦经挽留复任，于十三年（引案：应作十二年，十二年七月先生携眷出国，至十五年始离欧返沪）仍以不与北洋军阀合作引退。迨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先生先后受命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监察院院长等职，嗣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创设专门研究机构，罗致专家学者，致力发展学术。抗日军兴，国府西迁，先生在港就医，不幸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逝世，年七十有四。噩音传至陪都重庆，朝野震惊，政府明令褒扬，唯以对日战事方酣，时艰道阻，未能迎葬国内，遂由先生家属与友生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先生元配王夫人、继配黄夫人先卒，周夫人近年亦逝；子四人：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二人：威廉、睟盎，散居各地。旅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每于春秋二季上冢，以表孺慕，因墓地年久失葺，乃倡议重修，并立石表于阡。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世，唯先生足以当之。先生门人故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以词诔先生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并志于兹，以念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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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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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台湾北京大学同学会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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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表引蒋梦麟（孟邻）之文，见《蔡先生不朽》（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重庆《扫荡报》，后收入一九六七年九月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新潮》，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十三。引文第二句于“先生”之前略去“而”字，末句“先生”之后略去一“之”字）。墓表之右，刻有原叶恭绰所书的“蔡孑民先生之墓”七个字，墓表用楷书书写，刻于藏青色云石之上，共分作三十六行，每行二十八字，标点乃笔者所加，又原文“国父”“先生”之上俱空一格，以示崇敬。重修竣工之日，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齐集坟前，举行公祭，由年逾八旬、前北大史学教授李璜（幼椿）主祭，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主席林伯雅恭读墓表，八六老人黄麟书（樚园）报告修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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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瘗骨于香港的民国史、国史上的最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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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九〇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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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第二编 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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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我不敢说梅先生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虚伪的话，没有恭维过人，不过我敢说这些话梅先生说得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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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五月十九念“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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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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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庚子年义和拳闹乱，阖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部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然而，他曾屡次描述抱着我喂糕干这一幕。据我的心理分析，这是他对这还知自爱上进的小幺弟亲切满意的一种表达。最后提到喂糕干的一次，据我回忆是一九五五年。当时“五哥”、五嫂住在纽约一间公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有一天，我到纽约去看他们，不知怎的，话头又引到喂糕干了。那时他已耳顺之年，我亦年逾知命了。我说，我这贱躯，虽然比不上运动员、大力士，但是通常的辛苦，在这抗日的岁月，亦还担当过一些，至今未见衰颓，“五哥”应把这喂糕干一幕真确地写出，就教于那些营养学的科学家。随后月涵忙起设置原子炉来了，就把那追问喂糕干与营养关系一节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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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五哥”是我们的长兄，多少叔伯戚友劝父亲，等他保定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叫他就业了，做个中小学教员呀，到租界洋商写字间里当个“摆”（boy）呀，怎样都可贴补家用，替父亲分些重担。但是“五哥”努力上进，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而父亲毫不迟疑地命他放洋。“五哥”放洋四年，时而把撙节下来的膏火五块十块地寄回家来。我当时才入小学不久，不甚懂事，只记得“五哥”寄回来在上海剪下来的辫子。“五哥”不时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国风景明信片，当时看了，心向往之，并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认识杨锡仁、张彭春、金仲藩诸先生，当时都是翩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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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五哥”回国，家人欢欣逾常。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五哥”立即把我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三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账方式出之（至今我亦不明白那一年南开的学费是否还记在账上，现在想偿还亦无法偿还，只可“难得糊涂”了事）。转年，我考入清华中等科，应属二三级，大概因为南开读书一年的关系，教员们把我考了考，问了问，升了一级，改属二二级。我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业师，所以物理这一门我尤其小心预备，以免班上彼此“那个”，学年结业时这一门我得了个“甲”等。“五哥”住在学务处（即工字厅）西偏院里，我有时去看看。他在时，则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而去；他不在时，则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他亦从未问过我这些琐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学校国语演说比赛，我参加了，题目已忘记，大概与欧战有关。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据讲题同我讨论了好久。我当时不过十几岁的顽童，不觉顿开茅塞，回房好好预备了一番，演说比赛竟获第一。此后每天看报，尤其注意国际新闻，数十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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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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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初入清华供职，另有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不久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五哥”那样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听说常往韩家坐坐，他同韩咏华女士一九二〇年结婚，这就是我们的五嫂，清华同学们称之为梅师母。当时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幅的上款把“月涵”题成了“悦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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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求学时，“五哥”曾皈依基督教，信仰相当诚笃，回国来还在天津青年会服务一年。烟酒他是丝毫不沾的。入了清华，他的生活习惯渐渐从俗些，但亦还未听说开怀畅饮过。他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年校友返校节，学校在工字厅设宴款待返校校友，大家互相让酒中，忽然有人倡议，各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校长只可照干。如是者，干了一杯又一杯，我们在场的家里人实在有些着慌而又不好出来劝阻，只可听之，但盼无事。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大家这才放了心，同时大家亦得了一大发现——“梅校长酒量可以的”。这恐怕亦是他自己在中年的一大发现。这个名声传出去以后，当然若干贪好杯中物的同志都要来讨教一番。同时国事日蹙，显然公私各方顺心事少，而逆意事多。我料想，到后来他喝酒，难免是借酒来浇愁解闷了。至于喝酒时而过度，是否与他后来的病症有关，我们不通医道的人不敢多说。“五哥”二三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结交了不少的酒友，而且酒品极好，似乎人人都说他酒德甚高，称之曰“酒圣”。据说酒友们用字，与字典不完全一致，但是能以“德”“圣”称之，大概总是好的一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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